民政部网站截图

■ 本报记者 王勇

近日，民政部、全国工商联发布《关于加强乡镇、街道商会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商会登记管理工作。

一是做好乡镇、街道商会登记工作。乡镇、街道商会申请成立登记应当具备《条例》规定的条件，由县级工商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在县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县级工商联在审查时应当征求商会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意见。商会登记按照条件成熟一个、登记一个的原则推进，不下硬指标，不搞一刀切。乡镇、街道商会名称按照“县级行政区划名称+乡镇、街道名称+商会”的方式构成;县级行政区划为市辖区的，商会名称应当与所在地市的行政区划名称连用。乡镇、街道商会住所设于所在乡镇、街道范围内。

二是推动乡镇、街道商会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乡镇、街道商会成立时，要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步建立党的组织。暂时不具备组建条件的，可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络员或建立工会、共青团组织等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乡镇、街道商会党组织负责人可视情由乡镇、街道党员干部兼任。商会章程应对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作出明确规定。

三是全面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县级工商联要对本地区的乡镇、街道商会进行全面摸底，指导、督促符合条件的商会尽快完成登记。要加强与商会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政府(办事处)的沟通协调，争取其加大支持商会发展力度，为商会发展提供人员、资金、场地等方面帮助，促进商会在党的统战工作和经济工作中发挥作用。要按照班子建设好、团结教育好、服务发展好、自律规范好的标准，推动乡镇、街道商会加强自身建设，对会长、秘书长、监事(长)等人选进行任前考察、备案和履职考核，对会长人选开展综合评价。要切实履行监督管理主要责任和业务主管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商会登记前置审查程序，完善审查标准，加强审查把关，加强对乡镇、街道商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财务和人事管理、研讨活动、对外交往、接收境外捐赠资助、按章程开展活动等事项的管理，每年组织专项监督抽查，协助有关部门查处商会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指导内部管理混乱的商会进行整改，组织指导商会清算工作。县级民政部门要履行好法人登记、年度检查、等级评估、行政处罚等职责，做好登记管理相关工作。

四是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商会法人治理结构。乡镇、街道商会的会员以所在乡镇、街道内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主体，坚持入会自愿、退会自由，不得强制入会。乡镇、街道商会依照《条例》和《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制定章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等制度安排，完善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落实商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健全内部监督机制。乡镇、街道商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监事应当根据章程规定民主选举产生，会长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负责人担任，会长和秘书长不能来自同一单位。乡镇、街道商会应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内部管理制度，确保各项事务处理有章可循。

五是规范乡镇、街道商会费用收取及管理。乡镇、街道商会要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应当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并依法开具相应票据。收取费用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及开展业务活动等支出，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负责人、会员或者理事中分配，不得挪作他用。商会收取会费应同时明确所提供的服务项目，不得强制收费、重复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应设立专账管理，向会员公布年度收支情况并自觉接受监督;制定、修改会费的标准，须按程序经会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会费档次设置不超过4档。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的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诚实守信的原则，根据服务成本、市场需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不得违规收取费用。

六是发挥乡镇、街道商会职能作用。乡镇、街道商会履行政治引导、经济服务、诉求反映、权益维护、诚信自律、参与社会治理等职能。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组织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要创新经济服务工作，引导会员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会员发展搭建服务平台，促进会员学习交流、反映会员诉求、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要制定自律公约，建立信用承诺制度，引导会员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强化社会责任，组织会员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公益慈善事业和“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等行动，履行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 本报记者 王勇

6月20日，由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社会保障学科承办的“新时代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学术研讨会暨会”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在腾讯会议平台召开。

《报告》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保障重大改革的建议：建立社会保障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基金自我平衡机制，全面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加快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医改与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增强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不断优化社会保障治理体系和管理体制，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重要进展与重大成就

报告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与重大成就，有效保障和改善了民生，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为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成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成效显著、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不断完善与整合、社会保障保障人数持续增加、社会保障的保障维度实现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治理现代化水平有效提升、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正向收入分配责任进一步加强。

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培林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社会保障在覆盖人数、保障水平、管理服务、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在覆盖面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接近全覆盖，截至2019年末，全口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436万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国家医保局);2019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9.67亿人。自2005年以来已经连续十六年上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也逐步上涨，由最初的每人每月55元提高至每人每月88元。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中央调剂金制度，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主要问题与挑战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也面临新的国内外形势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据李培林介绍，一是社会保障的全覆盖还有一定空间。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与全面小康和美好生活的需求存在差距。主要是城乡居民、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业态从业人员、贫困人员等群体的社会保障依然不足。

二是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已经呈现诸多弊端，公平性、效率性与可持续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尤其是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在现实中已经受到扭曲。社会保险的筹资机制、给付机制还不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与投资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最低生活保障的瞄准机制、收入核查机制、退出机制、骗保惩戒机制的设计均有待继续完善。

三是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的基本价值理念。在实践中，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不理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职业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依然较大。

四是社会保障的责任分担机制不完善。政府、单位、家庭、个人等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不明确，定位不清晰，往往容易导致相关主体缺位与越位并存的混乱局面。

五是社会保障的财务收支平衡面临较大压力。缺乏科学的精算机制，没有处理好社会保险收支的近期平衡与长期平衡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险缺乏可靠的自我平衡机制，对政府财政的依赖过大，尤其是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以养老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收支平衡面临较大压力。

六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形成。以养老保险为例，2018年，我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41902万人，而参加企业年金的人数只有2388万人，后者仅为前者的5.7%。

构筑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的发展需要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紧紧围绕巩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脱贫攻坚成果，稳步提升国民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公平、有效、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构筑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实现社会保障的高质量发展。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的具体目标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健全社会保障运行体制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途径，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强化社会保障收入调节功能，促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发展，建设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围绕上述目标，“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建设的基本思路是：覆盖全民、保障适度、权责清晰、统筹发展、治理科学。

《报告》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保障重大改革的建议：建立社会保障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基金自我平衡机制，全面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加快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医改与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增强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不断优化社会保障治理体系和管理体制，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李培林表示，一是要坚持公平共享，努力实现人人公平享有社会保障。十四五”时期，需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的公平属性，坚守公平底线，努力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需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重点考虑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边缘贫困人口与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问题，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人群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进一步评估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加大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促进全体国民公平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是继续推进制度衔接与整合，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改革社会保险的个人账户制度，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改革完善社会保险的筹资机制与待遇给付机制，明确、统一社会保险缴费基数，适当下调社会保险名义费率，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指数化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机制与待遇调整机制。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险的城乡统筹与制度整合，形成科学、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三是建立新型综合社会救助体系，增强社会救助的发展性功能。需要继续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为低收入者、贫困人口和意外事件者提供各类帮助。整合各类社会救助资源，建立包括基本生活保障、社会援助和精准帮扶在内的新型综合救助体系。进一步明确社会救助的功能定位，从经济救助与物质救助走向兼顾服务救助与精神救助，从被动的生存型救助走向主动的发展型救助。强化教育救助和医疗救助，着力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

四是着力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家庭福利与支持政策体系。需要充分把握城乡居民的需求，注重发挥家庭在社会保障中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发挥家庭在育幼、养老、助残等方面的作用。准确评估家庭在社会保障中的现实困境，加强对家庭的支持，构建立体式的家庭支持体系。

五是建立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机制，家庭结构、人口预期寿命、老年抚养比、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等要素会不断发生变化，需要不断改革调整制度参数，建立与之关联的动态适应机制。“十四五”时期，应该出台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将退休年龄与领取养老金年龄脱钩，建立弹性领取机制和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机制。

六是要加快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十四五”时期，应全面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统一、费率统一和征缴机构统一。推进养老保险经办流程和管理信息系统的统一，尽快建立基础养老金全国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强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积极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建立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加快健全以居家养老服务为重点的支持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医养结合，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提质升级。

此外，“十四五”时期还应该积极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在总结评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完成《社会救助法》立法工作。加快修订《社会保险法》。研究制定《医疗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完成《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的修订工作。推进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立法。

”绿洲公益“食物银行

2019年9月，食物银行在金浦派发余量食物

■ 竹小淳

葛家楣第一次走进祁桂荣家中时，后者的丈夫已经几乎没有了行动的气力。2018年，上海浦东的这一对退休夫妻双双检查出癌症，随后又共同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吸引了一批本地媒体的关注。

当时59岁的退休工人、“绿洲公益”食物银行行长葛家楣从电视台的画面中瞥见了熟悉的门洞。顺着镜头中拍到的门牌号，葛家楣当周便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敲开了祁桂荣的家门。

在当时，“绿洲公益”已开展了5年“爱心食物包”活动，只要征得对方同意，便每月为需要食物的家庭提供价值120元的食物包。除了最基础的油米以外，还包括各家企业捐赠的其他食物，以帮助一些家庭节省开支，用于医疗等更需要的地方。

祁桂荣对于他们的到访颇感意外——虽然已经接受了政府和社区的帮助，“绿洲公益”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公益组织。葛家楣回忆，当时祁桂荣床榻上的丈夫虽然精神不好，但仍“很高兴”，“没有想到除了政府和社区之外，还会有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生在上海却难求温饱的人

除了祁桂荣，“绿洲公益”的捐助名单上还有原因各有不同、但困境十分相似的数百个家庭。

病痛、意外伤残、亲人早逝，“绿洲公益”的绝大多数受助者遭遇过迎面而来的厄运，或至今仍在漩涡中挣扎求存。食物包最早的受益人之一朱叔是一位癌症患者，确诊不久又遭遇失业，妻子也在这一系列打击下离去。依靠着食物包，朱叔当时初二的儿子今年已完成学业，即将开始工作，但朱叔的健康状况却在此时骤然恶化。“眼看孩子大专要毕业工作了，心里的事要放下了，身体一下子就不好了。”

失独家庭的情况则尤为揪心，其中一户的儿子成年不久就不知所踪，“小孩到外国去，想挣钞票，死在外面了。哪里死、怎么死的都不晓得，也没赔到钱，二十多岁年纪，就死在外面了”。被留下的父母如今已经白发苍苍。

“现在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人们对贫困也认知得越来越深刻。”“绿洲公益”创始人李冰感叹。十几年前，不少人对于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却仍需要食物接济的人感到不解，认为他们或懒或贪。“现在大家越来越理解到了，他们只是真的无法拥有。”

让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作为中国唯一被世界食物银行认证的分支机构，爱心食物包背后的“绿洲公益”数年来践行着一个听起来非常直白的理念：让更多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食物在上桌前就已被丢弃，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和垃圾处理压力。而与此同时，超九分之一的人口每晚爬上床时仍旧腹中空空。

“一方面有很多食物被浪费，一方面很多人吃不饱饭，把本来会被浪费的食物给到原本吃不上的人手中，就是我们做的事情。”理科生出身的李冰用手在空中简单地比划了一个环。

“绿洲公益”是食物银行模式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尝试。目前，它主要接受企业捐助，多为临近保质期限或卖相有瑕疵、难以卖出好价钱的食物。“绿洲公益”的年报中对这些收集来的食物用了“抢救”二字：截至2018年底，食物银行抢救了462吨即将被浪费的食物，分发给了43万人次。

与此同时，上海每天要销毁1200吨有机垃圾，其中大多数是食物。

“并不是所有过了销售日期的食物都一定要被扔掉。”李冰说。在环保主义盛行的欧洲，有不少关于食物食用与保质期限的指导，食物银行也为大众所普遍接受，但在中国，这样的尝试才刚刚起步。

在塘桥街道分发点背后的仓库中，除了粮油米面，货架上还整整齐齐地码着进口风干果脯、金枪鱼罐头以及日式零食。原则上，“绿洲公益”鼓励企业捐赠的是临期食物，而临期还未销售出的包装食品往往多种多样，所以食物包里的品类也颇为混搭。

截至2020年初，与“绿洲公益”有长期合作关系的200余家捐助企业中大部分是外资企业，2018年春节，“绿洲公益”成为世界食物银行认证分支机构之一，此后找上门来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多。“刚开始做那阵子一年大约能收到20吨左右的食物，现在有200多吨了。”但这仍不足国际食物银行平均受赠食物体量的五分之一。

“企业害怕”

是什么阻碍了食物银行在中国的本土化?“很多捐赠者并不希望告知外界他们有做这样的捐赠行为。”李冰和葛家楣都在采访中提道，“企业害怕。”

大部分普通人并不了解什么叫做临期食物，而捐赠食物的企业可能会面临公众指责。“我们接触下来的这些企业都非常害怕，很大一部分，他们怕出错。”

约定每月送出的价值120元的食物包，其实际价值往往达到200元上下，为了最大可能规避风险，企业通常选择的都是保质期较长，容易长期存放的品类。

也有企业提出替代方案：匿名捐赠，他们希望公益机构可以建立一个中心，把所捐赠的食物重新包装、去品牌化、不再让人知道食物来自于什么企业。李冰理解企业的顾虑，但这对于资金人力都不充足的民间公益机构来说并不现实。

除了社区的低收入居民外，绿洲食物银行也对接一些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和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为孩子们提供食品和教具。

事实上，“绿洲公益”对于企业捐赠者早有详细的审批流程，除食品安全外，操作卫生、员工健康、运输贮藏过程也都是关键指标，已能够有效控制住风险，只是企业的困境存在于另一个层面。在这方面，提高公众认知度、加大法律层面对企业捐赠行为的鼓励支持措施，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

投身于“小确幸”的人

联系企业捐赠、核对日期和品质、整理食物、发放给受助者……这些事情不大，要日复一日地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国内“首家食物银行”的名声背后，已经很少有人意识到“绿洲公益”其实是一家环境保护机构，还是上海第一家经民政局批准并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

研究生毕业以后，李冰进入一家关注动物保护的国际公益组织，专注于东北虎保护研究。此后几年，家庭原因使得李冰选择离开，又全职投身于自己创立的“绿洲公益”。

“一开始绿洲公益关注的是环保领域，这也和我之前做东北虎保护算是一脉相承。我们做过小水域的生态治理、做过田地小农场有机化、也做过低碳城市，但是做到后面就会面临一些不知道如何突破的困境。”李冰回忆，“2013年底至2014年，我们听说了这样的一种形式在香港得到认可，就开始在长寿路社区做一个惜食分享的项目，开始收集和分发食物。后来受到邀请去美国参加了正式的培训，意识到分享食物也可以做得很专业。”

“其实我们一直的理念都是从环保出发。”李冰说，“我们不是专门的扶贫机构，只是在环保的基础上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不是更好么?”

在李冰看来，食物银行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到的人，这就够了。“每天来领一份食物可能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小确幸，是生活里推动他每天开开心心的一件事情。甚至可能他在很困难的时候、快要走上绝路的时候，这一点点帮助可能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点点日常的、持续的关爱感，可能会成为不少人生活中的一个“盼头”。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李冰这样形容自己，“只要有人可以捐，有人愿意拿，这个事情就可以持续地做下去。”

直到2020年过年前，葛家楣的手机仍旧不时收到来自祁桂荣的信息。“有时候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祁桂荣这样写道。葛家楣很了解，这是病情又反复了。两年前，在“绿洲公益”介入的几个月后，祁桂荣的丈夫便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继续与癌症抗争。

“她是一个很开朗，很爱说的人。做治疗也就是自己背个包就去了。”葛家楣说。在发来那条信息之后一个月，祁桂荣也告别了人世。

疫情中的“危”与“机”

2020年，由于疫情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食物银行在全球各地都登上了媒体版面，一面是骤增的失业人群突然涌向食物银行的申领窗口，另一面则是香港、加拿大和美国多家食物银行因捐赠不足、供应链断裂而陷入困境，也有不少食物银行因疫情防控的原因被迫关闭。

危机之中，美欧多地出现企业主将自己的营业场地出让给食物银行进行分发和储存物资的新闻，维护食物银行，在许多国家正在成为人们维护自己坠落时最后一道“安全网”的共同努力。

因为食物包早在年前就已发放到了受助者手中，疫情没有对“绿洲公益”的活动造成太大影响。在战疫最为焦灼的时候，也有不少企业联系李冰，希望可以向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捐赠食品物资。“食物成吨成吨地来。”李冰说。但当地社区管制、加上物流运输不便以及后期物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绿洲公益”的尝试未能成功。

2月初开始，“绿洲公益”恢复了日常的蔬菜发放，食物包的供应也恢复了正常。“事实上，疫情后期开始，我们收到的食物和资金援助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往年同期水准。一方面疫情期间有一些食物库存的积压，另一方面通过这次疫情，也许也让更多人意识到了社会责任的重要。”

目前，除了继续之前的正常运营，“绿洲公益”还在寻求一些新的合作可能，比如将食物包派往更为贫困需要帮助的其他地区，与企业合作打包食物活动，以及最近正在策划与农场合作的“丑食”分享。

分享冰箱活动也在稳步扩展中，今年在上海预期能从20多个冰箱点扩展到50个左右，还会在广州花都区开始试点。

也许，还要买辆车。李冰说，她想要做一个移动的食物银行，只是仍然缺人。“现在所有人都在满负荷运作了，人手太紧张。希望可以能找到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买香菜，送合影

梦想 本应该是五彩斑斓的

然而对于山里的留守儿童

梦想只是需要父母的陪伴

只是想看看飞机的模样……

作为一档全国首创询问式盲游节目，河北卫视《你要去哪儿》两组人马竞速问路，看谁能率先抵达木兰围场，他们走过的每一步旅程，都将作为公益基金帮助路上需要帮助的人。在近期的节目中，方程组合越走越靠南，一路直奔邢台隆尧万亩香菜园，一路领先的王小骞与夏天却爆出弃赛传言。节目接近尾声，是什么原因引发二人弃赛呢?

深入大山

只为留守儿童的飞机梦

一句“你要去哪儿”，王小骞、夏天被打工妈妈一路带入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保定市岭后村。这个小山村是太行山脉中一座依山而建的村庄，村子不大，一百多户，三千多人。沿着县级公路，需要穿过一个狭长的山洞，才能走入四面环山的岭后村。据打工妈妈介绍，这个山洞长约340米，是在全村老少爷们的不懈努力下，历时八年开辟的，这个山洞也成为进入岭后村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车子向光而行，驶出山洞，进入大山里的学校——岭后小学。原来，王小骞、夏天偶遇到的是一位岭后小学的学生家长。

岭后小学坐落在四面环山的保定顺平县岭后村，学校200多名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校长陈文水为了给这些孩子营造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几经奔走，联系社会爱心人士建造爱心工程阳光暖房。北方山里的天气寒冷，冬天室外的水管容易冻裂，在爱心人士的捐助下，学校建造了阳光暖房，一年四季保障孩子们用上了热水。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更加营养健康，陈校长还申请了国家营养餐补助计划，每天给每个孩子补贴4元钱的伙食费。正是因为这些坚守山区的努力，在《你要去哪儿》节目的镜头下，我们才看到这样一个整洁明亮、充满温馨的山区校园。

在这位打工妈妈急切期盼的神情中，夏天了解到她是给两个孩子送迟到的生日礼物——遥控小飞机。妈妈介绍说，孩子就喜欢飞机。尽管一年见不到妈妈几次，但是短暂时刻的重逢依然掩盖不住孩子们童真的喜悦，留守在大山里的男孩女孩见到妈妈孺慕之情油然而现，王小骞忍不住想许诺孩子们一个小小的愿望。

女孩回答：“我晚上对着天空许愿，许愿妈妈早点回家……”

男孩回答：“我想看大飞机，要做发明家，发明飞机带妈妈周游世界……”

听到孩子们如此简单朴实的梦想，性情中人的夏天找来导演，商量带孩子去就近的机场——大兴机场，可是，导演回答：“现在是在比赛。”

曾经，为了获胜，两人不计代价，流落街头;曾经，胡子拉碴，情绪崩溃，只为尽快抵达木兰围场。如今，全部败给了一个留守儿童充满希冀的眼神。两人决定，今天不比赛了，今天只为圆大山深处一个孩子的“绚丽的”飞机梦。

“心有光芒，必有远方”，夏天王小骞为公益弃赛一天，河北卫视《你要去哪儿》本就是一场公益之旅，又怎么会不去协调支持呢?一个浑身散发着人性光芒的人，一定是一个有梦想，有着独特人格魅力的人，更是一个善良的人。

香飘致富路

帮老乡摆摊卖香菜

王夏组合还奔波在圆梦飞机之旅，方程这一队却误打误撞来到了邢台隆尧的万亩香菜园，谈香菜色变的方琼豁出去，深深体验了一把田间地头挖香菜的酸甜苦辣。从未干过农活的程成被老乡吐槽：“这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被如此瞧不起，程成哪里肯甘心，对着挖香菜的阿姨一句“你要去哪儿”，直接被“发配”到菜市场摆摊卖香菜。

鬼点子从来不缺的程成，带着方琼上演了一把“买香菜送合影的优惠福利”，在明星效应下，老乡的香菜瞬间秒光。虽然一路嬉笑看似没有帮上太多忙，但是，老程一颗向善向富的赤子之心，老乡们由衷地感受到了。方琼、程成也都克服各自的弱点，走上田间地头、街头闹市靠自己一双手走向致富路。

从岭后村到白洋淀，从爱情山到隆尧香菜园，两组嘉宾每一步脚印相知相惜，踏着彼此的梦想，记录在节目的每一个篇章。在嬉笑互动的“囧途”中，《你要去哪儿》追逐着路人一个又一个的小小愿望，怀着一颗向上向善的赤子之心，时刻印证着“每一步都不白走”，最终两队所有行走的里程数都将兑换为等额的公益基金，由胜出者捐赠给旅途中遇到的有需要帮助的路人。(皮磊)

在上海长宁区新泾六村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公示栏上显示前一天的垃圾分类情况数据（6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一名工作人员在上海长宁区新泾六村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清理垃圾箱外壁（6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仲夏，消费回暖，夜市升温，上海的街头巷角越来越热闹。无论在大马路还是在居民小区，市民群众自觉分类投放垃圾，环境更加整洁有序。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2019年1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经上海市人大表决通过，并于当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一年来，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四个桶”，垃圾分类已成上海市民的自觉行动。从“新时尚”到“好习惯”，垃圾分类背后的社区自治共治和“一网统管”智治善治，成为用“绣花功夫”治理超大城市的生动剪影。

从前端到末端

“三增一减”彰显分类实效

在上海静安区余姚路上的美联大厦，湿垃圾桶上方加装了破袋器。居民娴熟地将垃圾袋划破，湿垃圾倒进桶内，袋子则扔到一旁的干垃圾桶。“垃圾分类刚开始，挺头疼，现在越来越习惯了。”小区居民张颖说。

夏季，温度升高，小区所在的曹家渡街道对辖区内92个小区的垃圾箱房加装破袋器、除臭喷壶、洗手装置“三件套”，进一步巩固分类效果

垃圾分类事关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维系着市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一年来，垃圾分类给上海社区面貌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今年5月，上海可回收物回收量日均6266吨，同比增长89.2%;有害垃圾分出量从分类前的每天50公斤提升到3.1吨;湿垃圾日均分出量同比增长近六成;干垃圾日均处置15351吨，同比下降25.4%。上海全市1.3万多个居住区，分类达标率由2018年底的15%提高到2019年的90%。

“三增一减”取得有害垃圾及时分离、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成倍提升的实效，关键就是从前端到后端，“全链条”发力、“闭环式”管理。

“我被市民问到最多的问题是，‘前面分类做好了，后面运输会不会混到一起，分类只是做做样子?’”长期关注分类的上海市人大代表许丽萍说，分类后的中间运输和末端处置尤为关键，直接关系分类成效和市民积极性。

在上海城投环境集团徐浦基地，一排排白色的集装箱层层堆叠，形成一道独特的“垃圾箱墙”。这些集装箱专箱专用、分类运输，每个可容纳12吨左右的生活垃圾。每天有3000吨至3500吨的生活垃圾，经过黄浦江、大治河被转运到末端的老港基地处理。

上海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曙杰说，响应垃圾分类，企业建立了“全程分类保障体系”：前端，推动城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系统“两网融合”;中端，依托区级中转站和徐浦、虎林两大转运基地，确保分类收运规范有序;末端，为多种固体废弃物提供利用、处置方案。

“经过一年的努力，上海共建成‘一主多点’共18座末端处置设施，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每天达24350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说，今年上海将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破解“垃圾围城”之困。

从“新时尚”到“好习惯”

百姓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走出家门没几步，打开公共阳台上的管道井盖，投入的垃圾自动坠落到楼座底部的垃圾箱房。对于长宁区茅台花苑小区居民来说，扔垃圾原本是件轻松事。

垃圾分类，意味着小区300多个楼层的管道井全部封闭，扔垃圾须分类、定时、定点。“尽管扔垃圾变麻烦了，但楼道内散发的臭味消失了，小区更干净了。”小区居民孙阿姨说。

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在3万吨左右，对于上海这个超大城市来说，垃圾分类没有人人参与、全民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从“新时尚”变成“好习惯”，很多小区在实践中不断破解难题：

——巧用载体，引导百姓从“嫌麻烦”“分不好”到“会分”“愿分”。

在虹口区江湾镇街道，小区组织居民观看垃圾分类宣传片，举办垃圾分类“闪唱”，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居民踊跃参与其中。

理念转变，行动才能自觉，很多小区经历了从志愿者督导到撤人撤岗的变化。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处长徐志平说，即使在春节后的疫情防控期，有三分之二的居住区仍保持优秀分类投放水平，其余居住区也表现良好。

——因地制宜，“一小区一方案”赢得市民理解和支持。

垃圾分类点多面广，新老小区环境各异。上海坚持因地制宜，实施“一小区一方案”，用精细方式赢得市民理解和支持。

徐汇区天平街道很多弄堂空间狭小，连放置干湿垃圾桶都显得拥挤。街道调研厘清居民群众的需求后，探索出“并点投放”和“移动箱房”定时定点收运模式，前、中、末端齐发力，确保分类投放、收集、清运环环相扣。

“不在困难中找借口，要在困难中找方法。”天平街道息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惠丽说，从硬件和软件上为居民提供便利，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提升了，自觉分类的习惯才能巩固。

——自治共治，真正把垃圾分类变成社会“大合唱”。

在徐汇区凌云街道，活跃着一支“绿主妇”志愿者队伍，主要成员是社区里的家庭主妇。她们指导居民对湿垃圾进行粉碎发酵处理，用于小区绿化。

百姓的事让百姓做主，更多市民献计献策，想出很多“金点子”。上海部分区域还成立“垃圾分类事务所”，引导居民酝酿形成与垃圾分类有关的议题，如垃圾箱房的选址、投放点开放时间等，推动垃圾分类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从“攻坚战”到“持久战”

科技为垃圾分类赋能

今年5月，两名城管中队队员敲开上海市玉田路某小区李女士的家门。他们请李女士回忆，3天前是否将垃圾随意丢弃。看完相关取证照片、视频后，李女士羞愧不已，当场缴纳50元罚款。

这是虹口区曲阳路街道推进垃圾箱房远程智能监控后，对居民生活垃圾乱丢行为开出的第一张罚单。

让垃圾分类更智慧，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必答题”。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科技在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水平上大有可为。

今年4月，浦东“城市大脑”垃圾智能分类场景系统发出预警，通过分析生活垃圾源头计量设备采集的数据，发现某街道一小区当月第二周湿垃圾分出量占比从第一周的34%下降至17%。

收到预警信号，街道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发现，小区部分保洁员将湿垃圾混入干垃圾，造成湿垃圾分类量占比下降。这个原本要靠“大海捞针”才能察觉的问题，被“城市大脑”敏锐捕捉。

像浦东这样，上海很多区域已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一网统管”体系，用智能化手段探索垃圾分类长效常态管理。“用‘一网统管’来管垃圾分类，不仅好用，而且管用。”长宁区虹桥社区党委副书记朱国萍说。

新的应用场景还在不断被开发。虹口区曲阳路街道的“一网统管”平台，对辖区内162个垃圾箱房、45个大件垃圾堆放点位实现监管全覆盖。借助平台，街道可以掌握垃圾收运车辆的行程和轨迹，科学调度，解决垃圾清运“最后100米”难题。

邓建平说，依托“一网统管”等平台，上海将大力探索“科技+管理”长效机制，充分借助技术手段，强化源头分类质量监管，助推上海生活垃圾分类逐步从高强度投入的“攻坚战”向常态长效制度化的“持久战”转变。

根据计划，今年上海将力争实现95%以上居住区和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实效达标，85%以上街镇达到示范街镇标准。作为全国第一个立法推进垃圾分类的省级行政区，上海“打好样”，帮助垃圾分类这一“新时尚”在全国更多城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据新华社)

大兴社区青年汇社工连夜支援核酸检测试剂盒筹备工作

“您好，我是金鹏天润社区的，和您了解些情况，近期您是否去过新发地、大红门市场?”6月18日，北京下起暴雨，丰台区卢沟桥乡金鹏天润社区青年汇社工徐洋还在平房和楼宇间穿梭，对辖区的社区居民进行摸排走访。

她穿着防护服、戴口罩和护目镜。防护服里面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她自己也分不清，是被夏日高温闷出的汗水，还是走在雨中渗透的雨水。自6月16日，北京全市社区防控工作迅速进入战时状态以来，这是她下沉到社区参与防疫工作的第5天。

“您好，请您出示出入证”“您好，为您测量体温”“您好，请配合社区做好登记”……6月的北京，一场疫情防控的“硬仗”再次来临，在连续50多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后，北京出现新的本地确诊病例，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熟悉的声音在广大社区居民的耳畔响起。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团北京市委社区青年汇号召广大青年社工迅速响应，补充社区基层力量，全面参与社区的数据排查、敲门行动、防疫宣传、协助咽拭子采集、核酸检测信息录入核对、门岗值守等服务工作。

“突然袭来的疫情，这次离我们更近，配合镇街义不容辞。”大兴区社区青年汇督导李静的疫情防控任务是在6月14日开始的。当晚，她接到了团区委的紧急命令，召集14位社工成立疫情防控小组，分头开启电话排查工作，逐条信息比对，逐个人进行排查。

与此同时，大兴区40家青年汇站点全部投入一级工作状态。大兴区督导杜蕾临危受命，在2小时内召集40余名社工，支援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筹备工作，为试剂盒贴上条形码。大兴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的灯彻夜亮着，“每人6分钟内最多贴100个，我们动作快一点，前线的保障就能多一点。”杜蕾说。

6月15日早7点，李静拨打了第一户居民的排查电话。“能和居民接触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不分轻重。”2015年，大学生村官的任期已满，选择扎根基层的李静来到社区青年汇工作。今年年初，她兼任社区青年汇督导，已经带领社工在防疫抗疫岗位上坚守了四个月。

李静从一通通摸排电话中清晰地感受到防控形势的紧迫性，尤其是疫情再次触发到居民的紧张神经。“这次疫情涉及很多去过新发地的叔叔阿姨，打电话核查的时候，子女可能都不在身边，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在问你，也把我们当成了自己孩子，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不停地做解释工作。”

李静说，疫情之下，社工所具有的心理方面的专业技能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居民疏导情绪，给他们一个能接受的、最安心的解决办法。”李静汇总的居民反馈问题中，有关核酸检测的最多。

“核算检测的流程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结果?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做的时候难不难受?”24岁的社工龚瑾时常要为居民解答这些疑问。这两天，她所在的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和平门社区正在组织辖区居民开展核酸检测，作为志愿者，龚瑾每天往返于街道两个检测点，维持现场秩序。

“有些居民看到核酸检测，很紧张，总觉得自己不行，不愿意做，一直在队尾徘徊。”每当此时，龚瑾首先会为居民递上一瓶水，“天气热，大家心里躁得慌，喝口水解解暑，帮他把烦躁的情绪顺出来，在鼓励一些做完的居民多分享积极的感受，给他一个助力。”

完成一次核酸检测或信息登记，居民需要十几分钟，而社区工作者们需要在烈日下全副武装值守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

在金鹏天润社区，徐洋有时一天要跑两次没有排查过的“空白点”，“白天上门居民不在家，漏掉的住户晚上再去。”她还记得第一次穿上防护服的感觉，“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确实体会到了医护人员的不容易。”

丰台新村街道三环新城是人口密度较为集中的大型社区。支蕊参与了三次社区的核酸检测大排查，“第一批是200位涉及新发地数据排查的居民，后两批是中低风险街道的居民，约有3000人。”支蕊说，7点到岗深夜“收摊儿”，是近来的工作常态。

龚瑾在办公室常备两套衣服，“防护服穿上，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她的社区三四个小时一换班。和她搭班的同事，家住得较远，要坐早班地铁来社区工作，龚瑾提出可以多值几次班，让他休息一下，但他每天都来得最早，“社区人手紧张，能用到我们的时候，大家都能自愿地多做奉献。”龚瑾感受，热浪翻滚的城市中，广大居民朋友自发涌现出的志愿善举，成为社区工作者“消暑降温”的一剂良药。

支蕊记得，协调工作初期有不完善之处，大家难免抱怨。众口难调之时，很多社区居民挺身而出，也成为志愿者帮助社区做登记。6月18日的那场大雨中，情急之下，等待做核酸检测的居民有人为社区工作者撑伞挡雨，有人帮助医护人员搬运医用器材，有人弯腰捡起被风吹走的登记名单，“那个场景还是挺难忘的。”支蕊说。

据介绍，截至6月22日，团北京市委社区青年汇社工参与一线防疫防控工作26682人次，累计工作156194.9小时。

(据中国青年网)

村里通路了，刘建华和学生们在赛跑

种在心里的篮球赛坐

大凉山早晨7点30分，篮球“寐”在背篓里，球队出发。

为与千哈博爱小学的球队打上一场友谊赛，火窝爱慕小学篮球队的师生要翻越4座高山，在海拔2600米与2000米间折返，单程步行3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客场”，相聚3个小时后，趁着天亮再花3个半小时返回火窝。“有的孩子家离学校还有1个多小时路程，往返算下来能走9个小时。”凉善公益千哈博爱小学校长陈冠一路随行，“他们全程兴奋得很，到地儿吃个泡面，喝瓶可乐就嚷嚷要比赛了，完全不歇。”

由“东道主”校长负责可乐和泡面，这是两位校长达成的约定。而这场千里迢迢也要赴的篮球之约，则是陈冠对学生的承诺——去年，凉善公益村小篮球赛因资金不足停摆后，小队员愣是“催”出了一场比赛，尽管大山深处，校与校间路途遥远，但只要有赛场，多远他们都愿抵达，似乎对这群孩子来说，体育是山那边的风景，更是山这头的希望。

种在心里的篮球赛

大山里埋下篮球种子，离不开“教数学的体育老师”刘建华，尽管他曾经的工作与“数学”“体育”“老师”3个关键词都无直接关联。

2008年从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毕业后，刘建华在本专业找到工作，但“价值”总跳出来考验他的热忱。2013年，他决定透透气，离开职场，进入凉山支教，这本是一年的计划，不料竟延续至今。

当时，彝族孩子交流主要靠彝语，在四川方言也不灵光的密林里，支教老师需要用普通话完成教学。作为篮球爱好者，蹭老乡家电视看一场NBA球赛就是那些年刘建华削掉孤独的办法。2016年，从山外捐来的物品中有了篮球等体育用品，村委会为学校的土操场立起两个篮球架，刘建华的爱好也有了用武之地。

先进经验很快在其他村小复制。昭觉县凉善公益促进会会长马莉表示，2015年尝试开展村小篮球赛时仅有三四支队伍参加，但此后逐年递增，举办到第四届时已经有五分之三的学校参加，“比赛在县里举行，要求每队必须有一个女生上场”.

这个特殊的规定与刘建华有关。篮球队成立之初，他带着10个男孩训练，一个叫额木金作的10岁女孩走过来问他：“老师，为什么我不能打篮球?”刘建华一愣，“她可能只是出于好奇，但对当地的女孩来说，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

但比赛规模不断扩大，办赛的经费压力也骤增。尽管参赛服装回收使用，但交通、食宿、奖品等开销也足以令比赛难以为继。去年，比赛停摆，这让对赛场氛围念念不忘的队员、对别人口中县城精彩充满好奇的学生、对准备率队满血回归的老师都感到失望。“有的老师本来结束支教要离开了，真想带队拿个冠军，多留了一年。”刘建华觉得，大凉山能留住他，就是因为这里总有一群“积极、阳光，志同道合的人”。

坐拥400号学生的老师

需要不断坚定的信念背后，总伴着时刻准备说再见的可能。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这个学期短得像一个逗号，但于高亮和阿波觉村爱慕小学的“小可爱们”却可能画上句号。

“挣得少，花得多，别看在山里，我也没管住嘴，吃穿需求还是大。”作为95后支教老师，高亮“自我检讨”，山西的醋、东北的鹅……父母的关切变成一个个包裹，翻山越岭。但疫情按下的暂停键，让家庭收入开始紧张，已经在大凉山待了两个学期的高亮准备回家考事业单位，考上，意味着回归同龄人的生活步调，若考不上，“还可能再回来”。

让高亮回来的理由不少，新组建的足球队、规划中的女足和排球队……作为11所支教村小中唯一的专职体育老师，他空前感到被需要。在凉山，起伏的山峦决定村小难有偌大的操场，资源的紧俏也让“专职”变得奢侈，因此，专职体育老师在支教学校里几乎从未出现。马莉记得，培训时，高亮被语文、数学教学“急得不行”，但他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和曾经担任体育老师的身份又让马莉觉得“放了可惜”，加之，刘建华、陈冠等老师通过体育激活了校园，马莉觉得“可以让体育有更多空间”。

高亮被派往的学校地处凉山彝族腹心地带，所在的阿波觉村是全乡第二大的村，随着2014年凉善公益支教老师入驻，学校生源逐年增长，渐渐成为一所难得的公益完小，406名学生由12名支教老师任教，去年秋季，高亮成为其中之一。

新校区三层教学楼取代了老校区的土坯房，但一片空旷的水泥地操场仍待高亮“拓荒”。他把水泥地规划出一条50米跑道、100米环形跑道、3块羽毛球场、一块足篮共用场、一块学前教育站位点、两块跳绳活动区及毽子活动区。全校师生参与建设，操场渐渐热闹起来，他的体重也从160斤“重新回归120斤行列”。

从早7点到晚7点半，高亮几乎都待在操场上，他设置了一个体育用品角，观察学生的选择，“等的过程比较艰辛”，第一天没人拿，“他们可能怕玩得不好被批评或笑话”，第二天他示范，便有人跟着拿，一天比一天好，后来有学生主动问：“老师，能不能教我?”目的达到了，“要的就是他们主动想学”。

起起落落的羽毛球和沿着墙根滚动的足球，活力迸发得实实在在。“全校近四分之三的学生都会打羽毛球”。

最让高亮有成就感的是，训练仅一个月的校足球队在美姑县校园足球小学联赛中，取得1胜1平1负的成绩，夺得下赛区第二名。“学校场地小，训练不允许开大脚，否则球可能滚下山。正式比赛时，所有孩子站到那么大的球场上都懵了，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站，比赛中也没人开大脚。”在这种情况下，队员表现出快速学习能力和团结，很好地执行了高亮的技战术，比赛后，他获得全国少儿足球“极道园丁之星”最佳教练员奖，3名小队员也荣获“全国校园足球(小学生)未来之星”称号。

用体育“芝麻开门”

尽管，没有高亮这样的专职体育老师，但陈冠也想努力让千哈博爱的153名学生感受到体育的“专业”——每年为学生办一场“正式的运动会”。

受限于场地，村小的运动会通常以趣味运动为主。学校那块只有正规篮球场一半大的操场，装载得了全校的体育活动，却无法满足陈冠“尽量以专业标准操办”的要求。村委会的大篮球场被借作田径比赛场。

从早7点到下午6点，老师们除准备工作还要当裁判，即便简单如跑步也被要求“专业一点”，大家不得不在bilibili网站上搜“什么是规范的起跑”。但有些细节只能“向专业靠拢”，学生从家里带了竹竿过来，锯成一段一段，用胶布缠起来，就变成了接力棒;一块小黑板，三把凳子高低错落，领奖台也得像样。“每次搞完运动会，我们所有老师都得生病。”陈冠自嘲，想法太多“快把其他老师都累死了”。

有的项目则极为珍贵，彝族摔跤、达体舞，这些当地特有的文体财富是大凉山孩子流传的基因。“达体舞在凉山历史悠久，每周放学后，全校师生手牵着手围成几个大圈要跳30分钟才放假。”陈冠透露，虽然老师都是汉族，但都会达体舞，“这是每学期开学前，支教老师培训中的考核项目。”

比赛的魔法，像极了推开山门的那句“芝麻开门”。象棋、足球、篮球、棒球，陈冠特别珍惜带学生外出比赛的机会，“家长也特别支持”，毕竟从村里到乡里再到县里算得上一场“远行”，需要足够的理由支持。偶尔也有其他机会能带学生走到更大的城市，但陈冠不免担心，物质上的落差会不会在孩子心理造出悬崖，“相形之下，体育就成了最妥当的交流方式，同场竞技，学会在规则里赢，即便输了，也能从失败中提炼乐观。”象棋赛让他印象深刻，“他们期待太高，结果一输就哭，搞得老师压力挺大的，引导几次后，比赛多了，他们也学会享受过程了。”

藏在山里的青春

娃的点滴都被陈冠用视频、图片、文字记录下来放到朋友圈，曾经当导游的他给无数旅客拍下旅行记忆，可镜头对准山的方向时，定格的不仅是瞬间，更是“传承”，“支教老师流动性较大，学生刚接触新内容可能因老师离开而中断，除了争取大家停留的时间长一点，也建议通过视频等方式保存经验，新支教们也能想办法捡起来。”

“90后占支教老师中的90%，近年95后甚至00后也加入进来。”马莉表示，大家支教的出发点多种多样，“不是有意愿就能留下来，需要培训、考核等一系列评估，支教老师对学生影响不可估量。”她劝退了一位想“静一静”的志愿者，“孩子更需要阳光、积极的老师，让他们有参与感”。她发现，具备这样特质的年轻人中，不少都拥有体育特长，即便没有也会主动“补短”。

拥有400余名学生的阿波觉村小，校长是1993年出生的邱玉光。把一年级已经带到五年级的他算得上元老级人物，与高亮不同，当年阿波觉村小迎接他的是勉强支起来的旧校舍。

“孩子没有校服，女生只会跳绳，男生只会打弹珠。”曾经一段时间，把学生留在学校并不容易，尤其年龄大的孩子对课堂缺乏兴趣，直到篮球等体育项目在学校开展后，邱玉光发现，学生到校和离校的时间有提前和推迟，学校的吸引力增强，对控辍保学大有助益。

为了让校园活动丰富起来，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的邱玉光在主科之外教过音乐、从网上学了简笔画、他还捡起自己擅长的书法，用当初圆支教梦在工厂挣的钱买了毛笔、搜罗旧报纸给学生开了书法课。

可脱下书卷气的装扮，邱玉光就得摆好6台老年用播放器，守着女孩们学啦啦操。“忍住”反差的结果是，女孩们代表学校获得凉善公益组织的首届啦啦操比赛第二名，同时为2019年秋季美姑县组织的少年足球赛进行开幕式表演和中场表演。

当而立之年的刘建华决定陪孩子们到毕业时，这个决定一度触及家庭底线，但他的投入换来了乡村孩子的改变，换来了“2018马云乡村教师奖”，更换来了家人的妥协，“当你觉得在别人的生活里很重要的时候，你的责任就会更大。”他想起为学生放映过一部关于篮球明星凯文·杜兰特的影片，其中有句台词是“没人知道你会成为怎样的人，如果你足够努力，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他反复说给学生，也似乎念给自己。

(据《中国青年报》)

2020年6月23日下午，为助力北京打赢新冠病毒疫情，北大云卫（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无偿捐赠3060瓶特卫普牌消毒液，总价值27万多元，帮助西长安街街道做好新冠肺炎防疫防控工作，为辛苦战斗在抗疫一线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郄顺旗和社会办主任刘美娜、西交民巷社区党委书记谭道亮代表街道和所有社区接受了捐赠，下午4点举行了简单的捐赠仪式，相关人员试用了特卫普消毒液，对产品的质量给予较高评价，向北大云卫公司全体员工的爱心表示感谢。   郄顺旗副主任说：“这么安全、高效的产品给社区防疫人员使用，给防疫人员增加了一道防护层，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代表北大云卫参加捐赠仪式的丁传宗副总经理为大家讲解了产品优势、适应场景、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并表示会继续支持西长安街街道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随后的一周时间里，街道和社区将这批防疫物资迅速发放到了一线防疫人员和志愿者手中，以最快的速度为其构筑新的健康安全屏障。   北大云卫是长春市一家专业从事感染控制（消毒）领域产品研发、生产、运营及服务的企业，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主要产品为特卫普系列消毒产品，不仅可以安全迅速的杀灭细菌、芽孢、真菌和病毒，控制感染，还可以灭活毒素和超抗原，促进创面愈合。对人体内环境无残留，对生存环境无污染，是一种绿色、能替代抗生素的广谱抗病原微生物类杀菌溶液。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北大云卫已陆续向湖北省慈善总会、吉林省慈善总会、吉林省孤儿学校、吉林省颐乐康复中心、长春市儿童福利院等慈善组织和社会福利机构数次捐赠了消毒产品，累计捐资额已过百万元。   西长安街街道是北京市的核心区，下辖13个社区，是众多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宿舍区所在地。   西交民巷社区党委谭道亮书记激动地说：“2003年非典没有打倒我们，这次新冠肺炎也打不到我们，有党中央、国务院及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有社会各界鼎力支持和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相信我们的抗疫斗争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