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2020年“春蕾助学•澳鼎圆梦”公益活动捐赠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青岛澳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五次为儿童教育事业携手合作。

中新社 盛佳鹏/摄
 

启动仪式上，青岛澳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110万元，并向2020年“春蕾助学•澳鼎圆梦”公益活动授旗。

据了解，自“春蕾助学•澳鼎圆梦”公益活动开展以来，青岛澳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累计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540万元，资助全国12个省、自治区近7000名贫困家庭女童。

青岛澳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仅从经济上帮扶贫困女童，还注重受助女童人格品质的全面发展，通过与孩子们结成长期帮扶对象，采取电话、家访、举办夏令营等方式，鼓励女童在困境中建立自强自立的品格。针对今年抗疫特殊时期部分贫困家庭女童学习生活受影响的情况，青岛澳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以最快速度将善款筹集落实到位，为疫情后的困难家庭女童尽力提供帮助。

青岛澳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孝杰表示，今年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之年，公司更要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未来，公司将把“春蕾助学•澳鼎圆梦”公益行动作为企业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企业长期的责任和目标坚持下去。

“春蕾计划”自1989年实施以来，为促进女童教育和男女平等发挥了独特作用。截至目前，“春蕾计划”已资助女童超过370万人次，发放护蕾手册217万套，开展青春期女童教育，受益女童人数约12.5万人。一大批“春蕾女童”在党的温暖及全社会的关心关爱下，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用之才。

近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上海百特公益发展中心、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重庆市大渡口区山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北京四中校友促进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美好学校·圆梦未来”助力乡村教育扶贫活动。

中国扶贫基金会美好学校形象大使范丞丞、中国扶贫基金会美好学校形象大使林彦俊俩位大使号召大家关注乡村教育，一起助力教育扶贫。该活动得到支付宝公益、微公益、第一财经、凤凰网公益、星数、教育公益联盟、搜狐公益、颗粒公益等大力支持。截至6月8日，“美好学校·圆梦未来”支付宝公益项目共筹集88万余元。

据介绍，2018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北京市向荣公益基金会、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百特公益发展中心等多家乡村教育公益组织发起“美好学校联合公益”项目，助力乡村教育发展。该项目致力于推动教育领域社会组织联合，发挥各自特长，分工协作，推动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围绕“助力两支队伍建设、培育学生核心素养、营造温馨校园环境”三大板块，以“校园好”“校长好”“教师好”“课堂好”为着力点，助力乡村孩子“上好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自2018年以来，美好学校项目累计筹集善款1450.55万元(截至2020年6月8日，善款主要来源互联网平台募集、企业捐赠等)，项目覆盖8省(直辖市/自治区)14个县(市/区)，并陆续在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山西省隰县启动美好学校——县域联合行动项目，推动好校长、好老师成长计划，开展阅读课程并引入优质在线教育资源，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2017年9月19日，居民在杭州一小区的垃圾袋自动发放机领取垃圾袋

 成都广汉雒城三幼，孩子们在搬运回收袋

■ 李何

中国的垃圾分类史，比我们大多数人以为的要长。中国城市在以惊人的速度制造和堆积垃圾，过去几十年，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不了了之。

“当下的垃圾分类行业，正在放水排水一起开。”2019年10月底，“奥北环保”创始人汪剑超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其时上海一度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话题已逐渐淡出了舆论视野，垃圾分类，再一次有如命运轮回一般，进入了它的关注低谷时段。

“一方面，是各地政府力推垃圾分类，投入了大量经费和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解决方案不科学，这些投入无法沉淀下来，白白流走了。”回顾垃圾分类各地经验，汪剑超这样总结，“当真是围城，城里的想出出不来，城外的想进进不去。”

蓝海

2010年，汪剑超的身份是微软中国的研发工程师。对于一个一路名校计算机系毕业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职业选择。

由于工作关系，汪剑超不断在中美两国之间往返，微软总部餐厅巨细靡遗的餐后垃圾分类环节，比其他文化差异更早地让他感觉到了冲击：对照旧金山与北京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生活水平差异，汪剑超越来越确定中国垃圾产业正亟需一次彻底的迭代升级。

一年多以后，借着成都环保科技公司“绿色地球”抛来的橄榄枝，汪剑超决定离开熟悉的IT行业。

在当时，移动互联网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变化还完全没有渗透到垃圾处理产业当中，汪剑超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其中潜藏巨大机遇的人。2010年3月，杭州推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处理体系，尝试使用社区分类垃圾桶推行垃圾减量，作为中国互联网少数中心城市之一，杭州此举在之后的几年里带起了一批“互联网+垃圾回收”的创业风潮。

与其他行业的“互联网+”思路类似，进入分类回收行业的互联网企业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和更便捷的to C可能性，行业旧有的单价低、利润薄等特质被认为可以通过足够吞吐量来弥补，客观存在的严峻问题以及其背后的庞大需求则成为市场前景的代名词。

当然，同样不可忽略的还有若隐若现的政策风口——从2010年的杭州开始，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政府对于解决垃圾问题不断提高的重视程度。

而在西南经济中心成都，汪剑超接手的“绿色地球”分类回收项目同样始于政府资金推动和移动互联网模式的结合，凭借高度信息化的回收方案，绿色地球从众多垃圾分类方案里脱颖而出，赢得了住建部的赞誉，也赢得了包括锦江区和成都市城管委在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订单。到2016年底，绿色地球已成功服务成都市全城560多个小区、20多万用户，回收垃圾超过1万吨。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包括汪剑超在内的互联网人来说，分类回收这片“蓝海”，水远比想象中更深。

试错

从APP预约上门回收，到智能回收箱、回收桶的设置，互联网服务改变了垃圾回收业的用户体验，但设想中的大数据并未带来大规模利润。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认知行业现实：这一行客单价极低而获客成本居高不下，垃圾回收行业微薄的利润空间，并不会因为如今面对的是互联网人而发生什么改变，甚至还在被突然爆发的业内竞争进一步摊薄，而在当时，政策利好的落地速度远低于这些创业者的预期。

2017年开始，此前一拥而上的互联网回收企业逐步“退烧”，许多投放到试点小区的智能回收设备没能赚回成本便遭闲置，居民参与热情越来越低，而无论是智能设备生产，还是后期运营和维护，乃至于意在提高普通人分类意识的线下宣讲活动，都意味着可观的前期投入。

政府采购资金成了大部分从业者眼中的香饽饽：如果不依靠政府财政的投入，少则数十万，多则近千万的运营以及设备成本根本无法解决，即使在业务上线以后，企业盈利也唯有在接到政府订单以后——而不是依靠垃圾回收产业——才有可能。

“互联网+垃圾回收”行业因此越来越像是政府的乙方，用创投圈流行的话来说，“讲故事”在很多时候已经超越业务本身，成了企业的工作重心。

尽管自家回收效果尚算令人满意，但汪剑超和几位同事仍在几乎同一时间察觉了同样的问题，“到后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体系你要再按照这样的方式做下去的话，一定是(规模)越大，窟窿就越大。”汪剑超回忆。

2017-2018年，两家业内曾领一时风骚的头部企业相继宣布进入破产清算，再度印证创投圈内“凉凉”的评论：“互联网掘金垃圾分类，最多算是这场自上而下的生活革命的插曲。”

但身在风浪中的汪剑超给出了另一个回答：如果模式不可持续，那就趁早摆脱它。输血不会持续太久，他想要的是企业自己“造血”。

生存

2017年初，汪剑超离开了已经颇具规模的绿色地球，与自己未来的合伙人杨勇印共同创办了新公司“奥北环保”，新的办公地点选在成都高新区一个众创空间里，主营业务依然是垃圾分类。

与五年前最初投身垃圾处理行业时不同的是，2017年的汪剑超已经完全理解了行业生态：分类仍然要做，但要用最低的成本去做，奥北要做的是在绿色地球的经验基础上，摸索模式的进一步迭代升级。

重新上路的奥北环保，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运营做轻。“我们没法再承担很多人去小区现场收了。”他回忆，起初奥北并没有非常清晰的模式构想，“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其实我们不需要很多人去做‘地推’，我们可以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做这个事。”

互联网思维，远非开发一个小程序那么简单。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以后，汪剑超逐渐确定了以奥北回收袋为核心的无人化管理新模式：使用带二维码的大型回收袋，分类工作由用户自行在家完成，并堆放到指定的回收站内，对用户的奖励和返现则在工作人员清运工作结束以后，通过小程序线上实现。

这样的操作模式下，两三个人即可覆盖相当大数量的用户——绝大多数站点的清运工作频率仅为一周一次，回收站的运营和回收袋的发放则通过智能设备自动完成，必须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的场景大大减少。

而一个回收点位的设备费用为近5000元，包含设备本身和终身维护费用——这大约是此前垃圾桶模式的六分之一或更少。

比起此前流行的智能分类垃圾桶，奥北的回收袋模式不仅压低了运营成本，也成功控制了公司规模。现在，即使是奥北环保的成都总部办公室内，员工总数也仅有24人，他们运维着成都498个垃圾投放点，包括329个机构点位和169个自主投放点位，累计发展个人认证用户3万余名，机构用户403名。

在汪剑超寄予厚望的北京分部，一年多以来员工只有3名——身在新开发市场，他们覆盖了奥北在北京从市场沟通、运营推广、站点铺设、垃圾清运、回收物进一步分拣直到送至回收厂的所有工作内容，而这三位员工甚至还坚持着每周双休和通常不加班。

雪球

“你要做正确的事。”汪剑超强调，“做你认定的正确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

垃圾分类当然要继续做下去——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易于理解的现实，在仍然极为有限的垃圾处理能力下，全面垃圾分类、尽可能推动垃圾减量，是当前我们能在垃圾“围城”中找到的唯一一条出路。

问题在于究竟怎样将它贯彻下去：政府、居民、物业、企业、社会单位和位于后端的垃圾处理产业链、监督者、志愿者、从业者与普通人，责任与权利如何划分，变革又应当从哪里发起?

这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汪剑超和同事们正在努力寻找答案。

在运营角度，奥北确定的第一件“正确的事”是放弃讨好用户——“不是说只有让用户方便了他才能够去做，不应该去求他们……我们只是提供方法，让大家能真的行动起来。”

拒绝成为分类行动的“主角”，奥北的回收袋需要用户首先花费10元认购，之后在家完成分类并确保进入回收袋的物品干净干燥无异味，才能将回收袋投递至指定地点。即使完成了所有这一切，用户依然可能因为分类错误而遭遇小小“惩罚”，同时也会接收环境贡献、回收量排名等正向激励。

如此设计的背后，是奥北“正向循环”理念：将分类责任“归还”给垃圾直接生产者，并不断强化其分类责任意识与技能。在幼儿园、小学等单位和机构，在居民社区，奥北都在实践着这一理念。

垃圾分类回收要成功，绝不能是某一方的大包大揽，而更应该是一个“共创”的过程。政府、社区、居民、解决方案提供方都得付出，都应收获。

在企业发展角度，奥北也在积极拓宽“可回收物”的边界——尽管在能够主动迈向新技术研发之前，诸多互联网回收企业还只能一同挤在可回收物这条窄道上，但汪剑超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与众不同的调子：有些垃圾从回收角度几乎无利润可言，奥北依然向它们敞开大门，比如泡沫板、织物、玻璃瓶。

有些东西回收价值虽低，焚烧时环境危害却大，汪剑超希望阻止它们流向焚烧厂。

对于目前暂时力所不能及的有害、厨余和其他垃圾，汪剑超也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今年，奥北环保已经在北京和成都打通了后端专业处理有害垃圾的渠道，“我们可以作为中间方与企业对接，然后把我们分散的前端用户们产生的有害垃圾，定向交给这些企业，同时建立起端到端的追溯和统计”。

奥北的厨余和其他垃圾分类收集方案也将在今年落地。尝试仍很初步，汪剑超不急于求成。“支持有害垃圾回收处理的市场机制还不成形”，也就是说，还有一系列有关“钱”的问题等待厘清，“需要边做边摸索”。

回顾创业八年，他喜欢将推动变化的过程比作滚雪球：“你要把一个雪球滚出来，从山底往上推，就会越推越累，需求越大，你就越费劲。”但是，“如果是从山顶上往下滚，它就越滚越快，而且越滚越大。”

“你要做的是找到那样的一个山顶，找到路径把它滚下去。”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3月中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其文章《张文宏：大流行状态下的国际抗疫与中国应对——国际战疫动态与展望》中指出：按照当前全球的抗疫情况，本场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基本已经不可能。因此，必须编织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对抗有可能蔓延的疫情。   在疫情爆发期间，多家枢纽型公益组织开展一系列项目，为所在地区防疫工作作出贡献。六月初，我们对湖北省内外三家申请过正荣抗疫绿色通道资助的公益组织负责人进行采访，分别是服务于湖北武汉的残障义工网络、服务于湖北宜昌的启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以及服务于宝鸡的上善公益联合会。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展示公益组织现状与期待。  
宝鸡上善公益联合会   功能：开展扶贫济困、心理关怀、精神文化等服务；组织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活动，志愿者培训，公益慈善宣传，交流与合作。   成员人数：共119人   受访人：张红兵  
武汉残障义工网络   功能：全国性的志愿者网络，为疫情中的残障伙伴提供合理便利支持。   成员人数：190人左右   受访人：韩青  
宜昌市启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   功能：青少年儿童社会服务工作。   成员人数：中心有2名全职社工，兼职志愿者20名，2000多个亲子志愿者家庭   受访人：张晓琼  

陕西宝鸡的上善公益联合会从西安争取到了平价的防疫物资，并联系到了某特种运输单位，在48小时内即将防疫物资移交当地两所定点医院。   目前，那些身处战疫一线的社会组织目前状态如何？组织和业务情况怎样？发展面临着什么境遇？  
第1则  
后疫情时代，公益组织常规运作所面临的现状   常态下工作重心各有不同的公益组织转向抗疫机制，暴露出诸多组织运营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常态下公益组织帮扶能力与疫情下工作要求有所不符。很多公益组织在疫情之前主要致力于帮扶困境儿童、残障人士等群体，缺乏传染病下协助政府、公众进行疫情防控的能力。   尽管少部分公益组织可以在疫情发生后迅速反应，譬如宝鸡上善公益联合会就在项目立项获批48小时内，将护目镜等医疗物资火速送达宝鸡市两家定点医院，但这是由于该组织成员组成独特性决定的——其成员遍布宝鸡市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宝鸡四所三甲医院中的三家是其会员单位，市卫健委等单位的相当一批体制内人士是其会员，另有三甲医院的医学博士担任联合会保障部负责人。但受限于常态下公益组织的工作方向、人员组成等，大部分公益组织在人员组成上缺乏医学背景，面对疫情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防控乏力的情况。   2   部分公益组织缺乏对自身能力的正确、客观评估，未做好充分、合理的公益行动规划，承接项目时盲目贪大求全，在后续工作承压时，容易面临资金、人力等公益资源窘迫的现状，导致工作乏力，甚至导致项目直接烂尾。   此前，上海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公益组织要知道，自己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是需要彼此依靠的，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思考。这固然是由于公益组织自身认知原因，但也与疫情之下缺乏相关应对经验有关。   3   部分公益组织需要强化信息公开力度。突发疫情面前，要防止谣言满天飞，信息的公开透明尤为重要。面对蔓延迅猛的新冠肺炎疫情，必须建立应急机制。而在这一机制中，社会组织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在财务、人力等方面建立定期公布机制，以引入公众监督。   4   缺乏项目执行的必要资金，这点尤为关键，几乎是所有公益组织的共性。“我们团队执行力很强，成员分布在宝鸡各个行业、领域、系统内，但主要问题是项目执行的经费存在缺口。”据悉，常态下张红兵团队的主要工作是环保众筹、困境儿童、结对帮扶、图书漂流、关爱英烈子女和退役老兵等项目，抗疫是为应对突发事件而临时进行的。宝鸡全国志愿服务系统注册751人，四个微信群共计接近2000人，有充足的执行能力，但苦于资金匮乏，一些已在策划的项目不得不无限期拖延。  
韩青的残障义工网络组杜银玲录制的手语防疫视频   现在，随着疫情趋于低潮，韩青的残障义工网络也在工作内容方面做了必要调整，转而着手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同时也积蓄民间残障公益的力量，链接更多的残障义工。但在资金的募集上，韩青团队也有类似的体悟，他坦言，困难主要出在“外部资源募集上”，“我们这个网络是临时成立的，没有注册机构，也没有项目的筹款经验，一些基金会的评审专家对残障公益、网络公益也缺少认识，募集资金上存在一定困难。”   5   由于观念等所限，农村和落后地区的疫情防控需要做大量宣传、科普工作。不少地区民众一度忽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未能在思想和意识上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甚至认为大张旗鼓宣传防疫毫无必要。   对此，有社会组织负责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勤洗手、勤通风、戴口罩，健康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必须提高公众在卫生防护方面的意识。”张红兵说，疫情后期，防疫的重点应该转向公众健康养护上，他们的生活习惯至关重要——哪怕现在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也很难保证将来不出现别的疫情。举个例子，在流感高发季，戴口罩等措施就很有必要，但在很多地区，提高民众卫生防护意识并不容易，需要长期不懈努力才能见效。  
第2则  
后疫情时代，公益组织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仔细询问了社会组织负责人对外部环境的希冀，他们各自的诉求虽然有所不同，但总结起来，主要是缺乏慈善资源供给方。的确，中国亟须公益组织介入的地方很多，但相比之下，慈善资源则显得捉襟见肘。现在将其诉求整理如下：   1   希望更多的基金会能够接受公益组织的项目申请，以缓解其经济压力。绝大多数公益组织存在资金匮乏等情况。基金会现已开通两批绿色通道项目，共计收到254个组织申请，36个项目获得资助。  
宜昌市启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志愿者深入社区防疫一线，填补社会志愿服务缺口   宜昌启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的张晓琼认为，疫情蔓延高峰已经过去，但疫情不会彻底消失，我们仍要做好常态化抗疫的准备。她坦言，目前她所在的公益组织仍有一定的资金缺口，因为公益组织要推进任务执行，一些基本的人员、项目开支必不可少，希望能够多对接到一些资源。由于他们团队更致力于儿童公益，所以她希望能链接到一些儿童公益相关的慈善资源。   2   希望资方和执行方的合作能更常态化。联合会会长张红兵希望与公益组织达成常态化合作，而非疫情之下的非常态援助。因为疫情之外，不少公益项目短期之内无法见效——譬如教育，需要长期和稳定投入，只有公益组织和基金会等联合起来，才能最大程度创造出社会效益。   张红兵及其团队长期致力于教育方面的帮扶工作，他们有一项计划是给学生配镜和测视力。“现在中小学生的视力健康很成问题。老一辈近视率很低，很多家长缺乏切身体会，或不知其害，或苦于经济拮据，不能及时配镜。此外，留守儿童较多，隔代抚养容易让孩子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他们提供免费的测视力和配镜等服务，但这是一项长期计划，需要稳定的合作方提供一些公益资源。   3   希望能建立其公益组织应急机制。残障义工网络发起人韩青希望未雨绸缪，建立真正的残障义工网络，积蓄更多民间残障公益力量，链接到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与外部资源。应急机制只有建立在前，碰到不意的重大灾害，才可能发挥更大作用。   启智中心张晓琼也表达了类似愿望，她希望能建立一个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在特殊情况下能马上组建起帮扶团队。据悉，目前她们已在着手准备此事，但仍需人力、资金等方面的公益支持。   突发事件面前，公益组织的作用是配合政府、动员社会、链接和分配慈善资源。感谢所有受访者，我们谨以此访问内容，来展示所了解公益组织的现状与需求。

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决胜之年，将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产业扶贫作为决战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备受瞩目。6月10日，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达成合作，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的见证下，美国高通副总裁郭涛、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丁亚冬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智慧农业”项目，以帮助贫困县进一步提升农业合作社建设能力，推进贫困县区产业转型升级。这也是高通“无线关爱”计划在中国落地的又一个项目，将发挥无线技术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持续助力中国脱贫攻坚战略、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智慧农业产业扶贫项目签约仪式现场)  
科技赋能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   如今，科技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飞速进步的各项创新科技对于产业扶贫同样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和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2020年产业扶贫工作的意见》，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也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关键措施，要突出科技服务、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支撑作用。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与高通全球副总裁郭涛现场合影)   按照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智慧农业”一期项目将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产业扶贫合作社为组织基础，利用高通在信息通信上的技术优势推进农业系统智能化运营。该项目将采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相结合，针对农产品帮扶示范基地情况和帮扶农产的品控需求，试验建立一套集生产环境监测、智能设备控制、标准化生产管理、农技生产指导、农产品溯源和互联网营销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系统，并将组织开展电商运营、营销推广及品牌打造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技能培训，赋能新农人，切实做到提高贫困县产业组织化程度，助力脱贫的同时增强造血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智慧农业”一期项目拟定在黑龙江佳木斯市同江市、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和云南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4个县试点开展，预计将帮扶约5000名贫困农户实现能力提升和可持续脱贫增收。在此基础上，双方还将继续探讨将合作内容延伸到更多地区，并积极探索新的科技赋能产业扶贫模式，惠及更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表示：“很高兴见证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美国高通公司发起的智慧农业项目起航，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贫困村协助举办的产业扶贫合作社为基础，发挥高通公司在信息通信上的技术优势，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与传统农业生产相结合，以帮助4个贫困县进一步提升农业合作社建设能力，在技术上、管理上、信息上和相关的资源整合上推进贫困县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此次合作，可以针对贫困县脱贫过程中的弱项和短板，补齐短板，是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出一把力，添一把火。”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朴表示：“高通很荣幸能够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合作，以科技的力量助力中国的脱贫攻坚和小康社会建设。作为全球无线技术的领军企业，高通一直致力于以先进的移动科技改善人们的生活，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此次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智慧农业项目是高通‘无线关爱’计划在中国的又一项重要里程碑，我们对此充满期待，相信该项目能够为当地产业和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高通将继续履行植根中国的承诺，为推动中国脱贫攻坚战略的实现和目标的达成贡献力量。”  
科技有温度持续传递无线关爱   高通是全球领先的无线科技创新者，也是3G/4G/5G研发、商用与实现规模化的推动力量。把手机连接到互联网，高通的发明开启了移动互联时代，其开发的基础科技赋能了整个移动生态系统。高通还将移动技术的优势带到汽车、物联网、计算等全新行业，开创人与万物能够顺畅沟通和互动的全新世界。   同时，高通长期热心公益事业，自2006年起就在全球启动“无线关爱”计划，致力于推动无线技术惠及全球欠发达社区。截止到2019年年底，“无线关爱”计划已在全球47个国家共计开展120多个项目，在中国已与90个合作伙伴共计开展17个项目，惠及超过百万人，广泛涉及多个领域。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通以最快速度支持防控工作，向相关基金会捐赠700万元采购转移运送患者的负压救护车和防护服，并捐赠电子设备协助贫困地区师生解决上网课的难题，用科技的温度践行着无线关爱，并将其无限传递。   目前，高通在中国开展业务已经超过20年，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和无锡开设子公司，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在深圳设立其全球首个创新中心，并在南京、重庆、青岛、南昌、杭州等地联合当地合作伙伴成立联合创新中心。秉承“植根中国，分享智慧，成就创新”的发展理念，高通与中国生态伙伴的合作已扩展到智能手机、集成电路、物联网、软件、汽车等众多行业，通过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共创价值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在中国长期的投资和承诺，高通已经与中国企业、产业和社区密不可分，共同用科技改善人们的生活。

2020年6月8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与上海市援青干部联络组，关于支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专项基金的合作签约仪式，在真爱梦想温暖的“梦想中心”6.0Plus样板间顺利举行。

本次活动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谢鹏主持。

果洛藏族自治州常委、副州长、上海市援青干部联络组组长冯志勇、副州长张洪、州委副秘书长江轶群、州民政局局长昂智 、州发改委副主任施成刚、上海市民政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马国平、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对口支援处副处长刘强、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庞宗平、政府公共事务部总监汪静佳一起出席仪式并见证签约。

活动伊始，潘江雪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回顾此次合作，5月份真爱梦想与上海市援青干部联络组首次沟通以来，就如何更好的利用上海的援助资金和资源为果洛州的发展提供支持，进行多次深入探讨，双方理念高度契合，到今天的签约仪式仅仅1个月的时间。援青专项基金将在在教育、医疗、产业、就业、文化等方面支持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培养当地人才，推动社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潘江雪表示，社会有困难的时候，更能体现社会组织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站出来，勇于承担，照顾好员工，服务好客户，凝聚人心。社会组织还应该做好联系党和政府、广大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真爱梦想立足上海，服务全国，以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推动社会治理，共建美好社会。今年是上海对口支持青海果洛第十年，这是一份伟大的事业，真爱梦想很荣幸加入其中，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作为援青专项基金的联合发起方，冯志勇代表上海市援青干部联络组表示上海对口支援青海果洛已经10年了，审视过去的10年援青工作主要以政府为主。在新的起点上，将逐渐从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与社会各界联动共同推进上海援青工作。上海援青专项基金，将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援青专项基金要落在“三个更”：更加规范，更加广泛，更加有效。通过与真爱梦想的合作，增强援青工作的广度和深度，起到点睛补针的效果，让果洛的人民感受到上海的温度。

作为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上级主管单位，上海市民政局基金会管理处马国平处长对此次援青专项基金寄予了厚望。马国平处长表示，市民政局高度重视对口扶贫工作，仅去年就主动牵线助力果洛，动员了上海43家爱心组织，资助了35个项目913.53万元经费。希望果洛州政府和沪援果洛联络组多关心支持这批项目，多为上海爱心组织排忧解难。也希望真爱梦想，把援青工作落实好，把上海的真爱注入果洛，并且赋予梦想。

刘强副处长介绍了援青工作的历史渊源，以及对援青专项基金中各方的合作与共建提出了寄望。刘强副处长表示援青专项合作协议的意义重大，它凝聚着历界援青干部的心血和感情。今天援青工作又向组织化，规范化迈进了一大步。这不仅是果洛的第一个专项，也是上海对口支援的7个省份里的第一个专项基金。希望大家能给予这根“独苗”关心，呵护它成长，未来让它成为标杆，起到示范引导作用。

青海省果洛州民政局昂智局长对关心果洛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了感谢，也对如何保障专项基金的有效运作，做出了承诺。昂智局长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项目实施好，发挥好。”

最后，张洪副州长发表了讲话，认为这是上海与果洛的一个纽带，这是一件大好事。在援青专项的基础上，还能促进果洛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果洛州也一定全力为专项基金的发展，提供保障;把项目落实好，评估好，总结好。

会后，双方进行了合影留念，共同记录援青专项基金成立这个美好的时刻。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共同期待果洛在当地人民和上海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共建青海果洛一个美好的明天!

从5月14日0时至6月1日24时，武汉市集中核酸检测9899828人，没有发现确诊病例，基本实现了应检尽检、愿检尽检。检测数据表明武汉是一座很安全的城市。那么其他城市呢?

为着力提升检测能力，尽力扩大检测范围，6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

《意见》要求，推动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其他人群“愿检尽检”，疾控机构定期对普通人群进行抽样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

《意见》提出，民政部门要协调组织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人救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和城乡社区工作者的检测工作。

那么，究竟该去哪检测、怎么检测，检测费用从哪儿来呢?检测的结果和相关信息又会怎处理?

哪些人要检测?

《意见》明确要求对8类重点人群必须做到“应检尽检”：

1、密切接触者;2、境外入境人员;3、发热门诊患者;4、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5、医疗机构工作人员;6、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7、监所工作人员;8、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这八类重点人群之外，其他人群“愿检尽检”。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和动态调整优先检测人群。

《意见》强调，各地根据疫情发展变化动态调整常态化防控措施和动态推进应检尽检。

去哪检测?

《意见》要求卫生健康部门公布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名单，指定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海关、社会检测机构为“应检尽检”人群提供检测服务，指定医疗机构、社会检测机构为“愿检尽检”人群提供检测服务。

为了提升检测能力，全力满足检测需求，《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强三级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县(区)级及以上疾控机构、海关及有条件的县医院实验室建设，使其具备开展新冠病毒检测能力。

对医疗资源相对缺乏、检测能力相对薄弱、疫情防控压力较大的陆路边境口岸城市，要对疾控机构、海关和1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医疗机构予以重点支持，必要时可采用移动方舱实验室。

同步加强其他二级以上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实验室建设，使其逐步达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条件。

怎样参与检测?

《意见》明确要求相关部门分工负责不同人群的检测组织工作。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密切接触者、发热门诊患者、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检测工作。

民政部门协调组织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人救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和城乡社区工作者的检测工作。

公安、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监所工作人员和新收被监管人员检测工作，海关负责组织境外入境人员、口岸检疫人员检测工作，移民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边防检查人员检测工作。

教育、交通运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商务等部门根据各地实际，优先组织、有序引导做好学校(幼儿园)工作人员、来自疫情重点地区复学学生、公共交通工具和客运场站服务人员、复工复产单位新到岗(返岗)人员检测工作。

检测费用怎么解决?

武汉的集中核酸检测总支出大约9亿元，费用由政府承担。那么其他地方呢?

《意见》明确，“应检尽检”所需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愿检尽检”所需费用由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承担。

《意见》强调，各级政府加强资金统筹安排，对疾控机构、医疗机构、海关实验室建设和检测设备的配备予以经费支持，特别要加大对人群相对密集、流动性较大地区和边境口岸等重点地区支持力度。

具备条件的地区将检测试剂和耗材纳入省级集中采购平台采购范围并简化招标采购程序。

 
检测后如何处理?

《意见》明确，检测机构要及时将检测结果通知到检测对象。

对检测结果阳性者按规定进行网络直报、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处置等，社会检测机构要及时将核酸检测结果阳性者信息报告所在县(区)疾控机构。

确诊患者立即按规定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无症状感染者按规定对其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观察期间如出现临床表现应及时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确诊后及时订正。

各地以县(区)为单位，合理设置隔离点，做到应隔尽隔、应收尽收。

相关检测信息如何处理?

《意见》要求加强信息安全管理，通过信息化手段，确保受检对象的信息准确、检测结果的规范管理和隐私保护。

检测机构向受检对象提供检测证明并做好信息登记工作，发现检测结果阳性要严格履行报告责任。

各地要及时将检测结果信息共享到“健康码”数据库，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各地区核酸检测相关信息互认共享，在全国一体化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及入境人员版统一标注。

对伪造、篡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等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打击。

6月11日，由中国平安发起的“平安健康守护行动”首站在云南正式启动。当日，中国平安携旗下平安健康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下简“平安好医生”）、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平安医保科技”）深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为百余名村民送去全面的健康检查、医药保健用品并开展健康管理知识讲座。  
平安医保科技旗下平安（健康）检测中心移动健康检测车驶入扶贫一线   据悉，“平安健康守护行动”将深入全国贫困发生率高、攻坚难度大的地区，在全国范围陆续开展“医行千万里，康护亿万人”公益行动，借助医保扶贫管理平台，通过疾病预防、健康检查、远程阅片、疾病诊断、村卫升级、送药下乡等多重举措，搭建一站式、数字化、精准化、强基建“四位一体”的精准健康扶贫体系。   威信县隶属云南省昭通市，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受饮食习惯、气候及地理环境等影响，长安乡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和风湿骨关节病高发。为此，中国平安携旗下平安好医生、平安健康检测中心、智慧医疗等业务机构调度搭载全数字化DR、彩超、心电图、尿液分析仪等医疗设备、“平安好影像”智慧影像系统的移动健康检测车，驶入威信县长安乡，为百余位村民免费进行疾病筛查与问诊、捐赠医药保健用品，同时还针对当地村医和村民开展医疗知识培训和健康科普活动。   平安移动健康检测车下乡义诊，把真正的把医疗健康送到大山里，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以前总觉得体检是大城市人才能做的事情，我在长安乡生活了40多年，这次参加平安集团的免费体检，是我人生第一次体检。”长安乡村民陈大叔感慨到。   平安好医生临时董事会主席兼CEO、平安医保科技联席董事长兼CEO方蔚豪表示，后续平安好医生将结合自身医疗优势，深入偏远贫困贫困地区，开展一系列健康扶贫行动，切实帮助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医疗服务水平。平安医保科技及旗下平安（健康）检测中心则将利用自身业务独特优势，加强移动检测数字化建设，深化医保扶贫信息化平台，做好从疾病防护到疾病筛查再到疾病诊疗的“一站式”扶贫服务，再惠及数万偏远地区村民。  
平安好医生为贫困患者“送药上门、送医到家”   自2018年中国平安“三村工程”启动以来，扶贫成果显著。在健康扶贫方面，平安通过远程医疗、智能读片等技术，打造智慧医疗健康平台，连接村民与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提升乡村医疗服务水平；购置多台移动医院设备，组织名医专家，深入贫困地区一线开展村民体检义诊活动；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多方携手，从政策保障、精准定位，到科学检测、专业医护，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医疗健康水平，真正做到让贫困人群有病早防早治，预防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截至2019年末，中国平安已在全国各地升级乡村卫生所949所，培训村医11175人，开展移动健康检测车巡诊554场。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拦路虎”，也是影响重大的“短板”。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在疫情后着力构建强大公卫体系，切实维护人民健康的号召，中国平安持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继在面向“村官、村医、村教”开展“三村工程”后，再度全力开展“平安健康守护行动”，主动深入深度贫困地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守护脱贫攻坚战决胜的“最后一公里”。   中国平安表示，未来“平安健康守护行动”将积极运用中国平安大医疗健康生态战略的独特优势，继续深入西藏、云南、海南、广西、新疆等多个省份的偏远贫困，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扶贫工作，以守护健康为己任，全力以赴构筑起人民群众的“健康防线”，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