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21届研究生支教团云南分团成员在课间合影
“-6加5等于多少?”
女生犹豫了几秒钟，没说出李鑫期待的答案。
站在李鑫面前的这名爱笑的高中女生，个子不高，做起数学题来很用功。李鑫一看她，她就不好意思地笑笑。
可是李鑫看到她做的数学题，就忍不住生气。
2018年，李鑫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参加了北大研究生支教团，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支教一年。站上弥渡一中的讲台之前，她脑中曾冒出许多担忧：自己忘词怎么办?学生没反应、愣神儿怎么办?但她没想到自己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发完火，李鑫又为自己没有控制住脾气而懊恼：“她也不一定不会答，可能因为我在旁边，她就有点慌，一慌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重返北大校园后，李鑫偶尔会想起在弥渡的那一年。她有时觉得，这段时光仿佛就在昨天，脑海中的人和事还很真切;有时又恍惚感觉，这些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
到弥渡一中支教的北大研支团成员中，有人想走出从小到大身处的名校圈子，有人想走出习以为常的城市生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有人尝试在此寻找人生的价值。
支教时，她们是一群高中生的老师，同时也是社会的学生。在这一年里，这群年轻人找到了怎样的答案?
教学心态的“重建”
2018年春，李鑫和第20届北大研支团云南分团的3名成员第一次来到弥渡县。这个位于云南省西部的县城，素有“花灯之乡”“民歌之乡”的美称，还是东方小夜曲《小河淌水》的发源地。这里住着2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1%。
与丰富的民间文化不相称的，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以及匮乏的教育资源。从2012年起，北京大学对口帮扶弥渡县;2014年，北大开始派研究生支教团到当地高中教学。
来这里支教的北大研支团同学，总会在师兄师姐那里得到类似的告诫：心态要平和，千万别着急、生气。这些“学霸”高中时考试基本都是高分，但他们要教的学生基础却很薄弱。即便如此，学生能来上高中，已经说明这个家庭比较重视教育了。
李鑫任课之前，还不理解师姐所说的“三四十分的水平”意味着什么。带着紧张感讲完第一次课之后，李鑫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连基础的内容都不会。
研支团的年轻教师几乎都能讲出几个“心态崩了”的瞬间。对第21届研支团的卢梦婕来说，这个瞬间就是第一次看到月考成绩的那一刻。
看到手里的试卷，卢梦婕怀疑，自己教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是这种水平?她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读名校。刚来支教时，她以为只要自己一教，学生的成绩就会蹭蹭涨，以为自己可以在一年的支教中做一番事业。可是现实“教育”了她。
卢梦婕在给学生教高中数学时，还没讲到本课应学的知识点，却发现初中的知识点对学生来说都是个障碍。为了教高中的知识，她和同事得先帮学生温习初中的知识：教数学的，得带学生复习直线方程、练习计算题;教英语的，要从音标开始教起。
心态的“重建”，大概是研支团每名教师都要面临的一关，也是他们要学习的第一课。
“我的成就，来自于学生的成就”
渐渐地，李鑫进入了高中教师的角色。
每次讲课之前，她要提前好几天看课本、做习题。她每周二上午参加数学教研组的研讨会，平时还要参加教师间的评议、听别的教师讲课，每学期讲两次公开课。
上了一段时间的课，李鑫可以把学生和名字对上号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她能根据笔迹判断出是哪个学生的作业。
和学生在一起时，她感觉很放松。一起上课、一起做题，把自己会的东西教给别人，这给李鑫带来一种简单的快乐。
每周一晚上的数学晚自习是固定的小测试时间。李鑫在讲台上花十来分钟做完题，然后去教室里“巡逻”，看学生在试卷上“写各种奇奇怪怪的答案”。她觉得这时是在与学生进行无声的互动。
交卷时，班里一片“哀嚎”：“老师，又没做完!”“老师，题太难了!”李鑫笑嘻嘻地说：“哈哈，你们斗不过我的!”李鑫只比这些高中生大六七岁，学生们也喜欢这个没有距离感的新老师。
对李鑫来说，学生的基础薄弱，不算是最大的困难。“看到成绩差的学生在努力之后有了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进步，我也会很开心。”有些学生虽然成绩不好，但在李鑫看来也很可爱，他们有时会在作业本上给李鑫画小人儿“比心”。
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李鑫教的普通班里，一名学生的数学考了全年级第一名，李鑫“整个人都快乐了”。作为教师，“我的成就，来自于学生的成就”。
接受采访的研支团成员，几乎都提到了自己初来乍到时的雄心壮志。但随着时间推移，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能改变的其实很有限”。
“给学生提出希望、鼓励，又避免向他们传达‘分数就是一切’的观念。”李鑫清楚自己能力的限度。“但如果你愿意改变，我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
悉心“耕作”得到回报
上课睡觉曾是课堂“一景”。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支教教师们得想各种办法。曾有师姐传授诀窍：不能一直自己讲，必须不停地跟学生互动，确保他们听懂了。
第21届研支团的李照青负责教高一英语。她上完一节课，班上约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会被提问。学生们的英语基础普遍不好，有的一听到英语就头疼，李照青得用哄小孩儿的口吻“诱惑”学生，“我不停地跟他们说，‘真的，你已经很棒了’‘一点一点来，一定会有更大进步的’。”
卢梦婕上课时，也喜欢提问，“可是问得多了，学生就不理我了”。她得“再想办法逗逗他们，比如讲个本学科的笑话”。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卢梦婕教化学时，会给学生找来化学版的《惊雷》、化学版的歌词改编，“溶水吸热硝酸铵，神通盖世数顶尖”，给课堂加点料。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弥渡一中的学生上了两个月网课。隔着屏幕听老师讲课，学生的注意力更不容易集中。
为此，卢梦婕新设了一个小栏目：每节课的开头给学生讲十来分钟小说、名著。
她讲《围城》《边城》《三体》，还特意讲了《奈飞文化手册》，告诉学生成年人应该怎样做事。因为她发现学生们对待学习太情绪化了，“喜欢这个老师就多学一点;不喜欢某个老师的讲课风格，这科的成绩就不好”。
增设这个栏目后，卢梦婕在班级群里感受到了学生的热情。学生把她的讲课截图做成表情包发在群里，呼唤“卢老师快来上课”。
卢梦婕平时跟学生总是嘻嘻哈哈，每逢节日还给学生买小零食。但她有时不得不板起脸来。
最近一次月考，有个学生的数学考了7分。卢梦婕花了两节晚自习，把考题和涉及到的概念、公式逐个讲给这名学生听，再让学生给她讲一遍。“我要让其他同学看一看，如果数学考低分的话，会被老师找两节课。”
日复一日的悉心“耕作”，逐渐得到回报。
现在李照青的英语课上，几乎没有学生睡觉，这是她判断教学效果最直接的标准。李照青曾参加过短期支教，也听说过人们对于短期支教的负面评价。她自来到弥渡就下定决心，要融入当地的教学情景，决不能抱着玩的心态来教书。
第一学期结束后，李照青让学生写下各自第一次月考的英语成绩和期末考试的英语成绩，他们看到了对比：前者多是二三十分，后者则是60多分。
两个月前，李照青在支教日记中写道：相传，古代弥渡是一片浩瀚的水乡泽国，行者易迷津，故名“迷渡”。
她说：“这一年的时光里，我逐渐领悟到了做教师的使命：我愿意做一个摆渡人，在春暖花开里等待孩子们的归来。”
快乐和金钱外的成就感
卢梦婕刚来时抱定一个信念：要给这里的孩子讲讲外面的世界，让他们产生出去看看的愿望。班会上、课下聊天时，她给学生讲自己的高中经历、大学生活。
可是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卢梦婕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质疑：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太过自信了?
小城里的人们生活得快乐、平静，长寿的人很多，“这种安安稳稳的生活，也值得尊重”。
李照青则是大学4年来第一次有了自主安排时间的自由，可以悠闲地读书、学画画。大学里，她感觉自己“一直被外力推着走，有赶不完的DDL(截止日期)”，要交读书报告、要写作业……
工作之余，她能够从容地拿起一本书——出于兴趣，而不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在放松的阅读中，她也发现了新的学术兴趣。和在弥渡县挂职副县长的师兄聊天时，这名政府管理学院学生还惊讶地发现，基层的政治运作与课本上宏大的政治理论竟有那么大的差异。
支教一年后，李鑫认真地把“当教师”列入自己以后可能从事的职业。“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教给别人，那种感觉很快乐。”
对这名法学专业学生来说，法律同样寄托着她的情怀。在大学里，她曾到律师事务所实习，那时，她希望得到老板、合伙人和客户的认可。对她来说，法律不仅是理想，也是生计。
但来弥渡支教则有所不同。“不会太考虑自己付出多少，只想把所有的光和热都在这一年散发出来”。
这名研一学生有时会思考未来的工作，她觉得：“我需要做一份能让我有成就感的工作，不在于能挣多少钱。”在弥渡的这一年，她感受到了与人相处中得到的快乐以及金钱之外的成就感。
李鑫听说，参加过研支团的师兄师姐，有的考取了选调生，有的成了大学生村官，很多人都去了基层工作。
李鑫知道，支教这一年，不一定能帮她找到高薪工作。可是她问师兄师姐时，每个人都告诉她，他们不后悔这一年的经历。
李鑫当年教的学生今年已经升入高二。去年离开前，她和学生约定：等高考时，她再回来，为他们加油。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