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守卫者：数据背后的故事》年度报告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共同撰写

报告显示，不同国家之间教育水平差异仍然是巨大的

报告指出，性别不平等目前仍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

■ 本报记者 皮磊

日前，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了《目标守卫者：数据背后的故事》年度报告。报告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共同撰写，并与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合作出版。报告显示，尽管全球在健康和发展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不平等问题尤其是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并将严重影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据比尔·盖茨介绍，今年的报告主要聚焦全球不平等问题。报告依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先进数据模型，重点考察了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现况、造成不平等状况的地域和性别等因素，强调了对最底层人民开展人力资本投资(健康和教育)的重要性。

报告选取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数个与健康和发展相关的指标进行追踪，其中包括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发育迟缓、避孕用品可及性、全民健康覆盖、艾滋病毒、疟疾、极端贫困、普惠金融和环境卫生等。除了数据分析之外，报告还讲述了成绩背后的故事，指出了推动全球问题进步的原因。

健康和教育问题依旧严峻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各地健康和教育水平都有显著改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有所减少，但很多问题依旧很严峻。例如，报告对2017年乍得和芬兰的儿童死亡率及教育情况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乍得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芬兰人普遍能接受大学教育;乍得每天死亡的儿童数量比芬兰一年的儿童死亡率还要高。

报告显示，过去17年里发展中国家99%以上的行政区县的人力资本都得到了提高。然而，除了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情况还存在一定差距。

报告引用了印度的案例。印度喀拉拉邦奎隆地区约有260万人口，儿童死亡率为1%，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几乎与全球最发达国家相当。相比之下，拥有400万人口的北方邦布道恩县儿童死亡率却超过8%，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年。

尼日利亚的数据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巨大的成就与严重的贫困并存。该国埃基蒂州的阿多埃基蒂县，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2年，而吉加瓦州的加尔基县，这一数字只有5年。

此外，性别不平等也是此次报告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报告指出，性别不平等目前仍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阻碍了全球一半人口的发展，在贫困国家和地区更加明显。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女孩的平均受教育时间比男孩少两年。即使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女孩们也难以找到正式工作，全球范围内男女劳动力参与率存在24%的差距。而缺少教育及就业机会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剥夺了女性的权利，也限制了她们的子女发展的机会，甚至影响了经济增长。

报告建议，要缩小经济机遇中的性别差距，教育是必需的，但还远远不够。通常女孩受教育的时间越长，获得好工作的可能性就越高。然而在某些国家，即使女孩受过良好教育，她们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依然偏低。在歧视女性的相关习俗和政策得到改变之前，女性无法平等获得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而要解决上述问题，一个重要的方案是制定相关政策，帮助女性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例如，在秘鲁女性有权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并且随时可以获得避孕用品从而能够自主计划生育，这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就会随之上升。在这份报告里，数字普惠金融专家雅希·阿迪尔介绍了印度的政策改革，不仅改善了政府为贫困人群提供的服务，也在逐渐削弱男权至上的根基。

比尔·盖茨表示，性别平等是盖茨基金会一直关注的领域。“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会对性别平等状况进行追踪。无论是我们资助的农业项目，还是开设银行账户等方面，我们希望女性能够获得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帮助她们的家庭，因为她们带来的帮助往往比男性更大，并能大幅改善她们自身的境况。中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记者注意到，除上述议题，报告还介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数字普惠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进步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例如，政府对初级卫生保健投入越多，国民整体健康水平就会越好。但遗憾的是，中低收入国家在初级卫生保健上的投入平均仅为整体医疗卫生预算的36%。有些政府优先为少数公民提供先进的医疗保健，而大多数人因此不得不自掏腰包满足基本的健康需求。这种不平等加剧了贫困和疾病的恶性循环。只有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初级卫生保健才能打破这一困局。

加快消除地区间的不平等

该报告选取了六位代表性人物，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相关数据介绍了全球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进展，例如极端贫困人口减半、儿童死亡人数减半、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和孕产妇死亡人数减少近一半等。

但报告同时指出，按现有速度，一些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到2030年很难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2030年实现儿童死亡率和教育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加快消除地区间的不平等。

2015年9月，193位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总部正式通过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承诺到2030年实现消除极端贫困和抗击不平等现象。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盖茨基金会自2017年开始并计划到2030年，在每年全球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发布一份《目标守卫者》报告，聚焦一系列最佳实践，号召广大合作伙伴及全球领导人共同践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

比尔·盖茨谈道：“基于各个国家整体数据以及每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数据，我们发现在99%的地区，儿童死亡率都呈现下降趋势，但我们仍面临众多的不平等问题。但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可以相互传授经验。因此，我们希望这份报告的数据能够帮助人们看到哪里有可供借鉴的最佳实践。”

除发布报告外，盖茨基金会还将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主办两场“目标守卫者”主题活动。分享全球在抗击疾病、消灭不平等和消除贫困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时激励新一代目标倡导者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榜样

在该报告发布之前与多家媒体的电话沟通会上，比尔·盖茨就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了解答，并强调了自己对基金会在华工作的支持与信心。

据他介绍，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在中国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大领域：一是帮助中国应对国内健康和发展挑战，如抗击结核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烟草控制以及支持中国消除极端贫困等;另外一个领域是支持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强大合作伙伴，探索对外发展合作的新模式，为有需要的贫困国家(比如非洲的贫困国家)提供帮助。例如，盖茨基金会目前正在和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合作推广玉米种植技术。据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介绍，该项目目前已有上万个非洲农户参与，每户的产量稳步提高三到四倍。这是基金会和中国在非洲开展的合作项目案例之一。

比尔·盖茨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很多方面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中国正在利用自身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包括提高健康和教育的绝对水平、切实解决不平等问题等。中国还制定了到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的宏伟目标，对这方面的工作极为重视，这很了不起。盖茨基金会正在开展相关项目，支持中国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 本报记者 文梅

王瑾，NGO 2.0创始人兼秘书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比较媒体系讲座教授、新媒体行动实验室主任，同时也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她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周荣庭教授一同创办了NGO 2.0这个以技术公益为核心的公益组织，带领团队助力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信息化能力建设。

1950年，王瑾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从小家境艰难。尽管如此，对子女期望甚高的母亲还是执意将王瑾送进了台北市知名的贵族学校就读。由于当时和她一起读书的都是达官权贵的子女，家境不好的王瑾在那里很难得到承认和重视。也正因如此，她不关注所谓的“达官贵人”，反而对中下阶层的人充满悲悯和关怀。王瑾曾在美国杜克大学执教16年。在那里，王瑾发现杜克大学有一些精英学者会很慷慨激昂地为一些弱势群体发声，但实际上他们阐述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让王瑾很难接受。2001年，王瑾离开大师频出、人文学术氛围浓厚的杜克大学，选择了向她抛出橄榄枝的麻省理工学院。

对于NGO 2.0所做出的努力，腾讯创始人之一、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发起人陈一丹曾评价道：“NGO 2.0生于批判，兴于创新……正是因为有着像NGO 2.0这样的机构不断倡导‘互联网+公益’的模式和理念，互联网公益才有了今天蓬勃发展的局面。”

王瑾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清醒。她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研究学术和文化的人应该经常站在边缘批判主流，而不应被某些光环和虚荣所迷惑。

筹款和人才是难点

《公益时报》：NGO 2.0已经走过10年公益旅程，这中间哪些坎是比较难过的?

王瑾：可以说，NGO 2.0是国内第一家通过推广技术公益项目做公益的公益组织。我觉得直到现在，大家对何谓“技术公益”这个概念并不清楚，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有资源的人其实对这件事并不懂。尽管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互联网公益的信息化非常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进行专项资助的非常少，因而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始终是两个：筹款和人才。

《公益时报》：关于筹款的困难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王瑾：现在基本上我是以MIT新媒体行动实验室为核心进行筹款。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但总的来说好处大于坏处。比如我在国内的时候，筹款时可能就相对容易一些，但机构下属员工去筹款，人家就未必那么待见了。

优点就是，NGO 2.0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国内搭建技术公益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的构成需要各种跨界资源来支持，而我MIT新媒体行动实验室的品牌就有这种聚合力。比如说，只要与其相关的大学、创客社区或者互联网公司，因为有我这个身份，更容易将这些要素聚合在一起，搭建起一个多元化主体的技术公益平台。

也谈“公益产品化和规模化”

《公益时报》：目前国内好像有一种比较主流的声音，就是“公益一定要做成产品”，你的观点是?

王瑾：首先，大家对公益产品的理解不同。认为“公益要打造成产品”只是目前公益生态圈里的思路之一，这种思路当然也很好，我也不否定。可是问题是当这种思路变成主流的时候，势必会过滤掉其他一些多元的声音。要知道，任何一个行业想要健康蓬勃地发展，不能只有巨头。就像我经常引用敦和基金会陈越光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公益行业的发展不能只有大树，没有草地。” 最初我们培训中西部的公益组织做技术公益方面的提升，就是帮助最弱的群体逐渐懂得应用自媒体，替他们寻找本地的各种资源，赋能予他们。

其实我们NGO 2.0一直在做的就是搭建平台的事情，并非单纯做产品。有平台的助力，这个行业才能可持续。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各方主体能够携手行动，成立一个技术公益联合机构，更好地推动公益生态发展。

我也注意到，现在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公益规模化”。实际上，MIT媒体实验室既不注重规模化，也不追求产品化，他们唯独看重的是创新，汇聚的是创新能量。他们更渴求的是创新带来的那些美妙的灵感，这些东西让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更加感性、兴奋，带来更多启发。

《公益时报》：你如何界定商业与公益的关系?

王瑾：这里面需要一分为二地看。首先我们说“商业向善”一定是应该大力倡导的，企业需要践行社会责任，而且多多益善。反过来说，公益机构是否一定要变成商业化的运营才有发展，这可不是说你想要变就能变的。另外，有的机构打算或者确实可以发展成社会企业，但你不能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很多人都以为做社会企业很容易，绝非如此。但问题是如果现在很多大的公益组织都认为走这条路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甚至是唯一的途径，那显然探索其他道路的机构就拿不到资金了，因为这个行业的资金流动毕竟有限。

也有些公益人对公益组织向社会企业蜕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个我也不同意。说到底，公益和商业的关系其实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我认为这种选择是根据各机构的实际发展状况而定的。

“未来村庄”：技术公益升级版探索

《公益时报》：NGO 2.0的十年发展与你当初的设想一致吗?

王瑾：真的很不一样。最初我们就是想帮助中西部地区的草根公益组织做培训，提升他们的信息化能力。后来越做越发现，其实他们最匮乏的是资源，于是我们又慢慢向这个方向倾斜和努力。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初心始终没变，就是赋能于草根公益组织，助力他们发展。截止到今天，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10年，大约培训了1700多家机构，从最初面向中西部的社会组织培训到今天面向全国的社会组织来培训，成果还是很大的。

“技术公益”这个概念，中文好像很难阐释得特别清楚，但英文比较直接，就是ICT4GOOD，ICT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简称。我们前十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前两点I和C，即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传播，任务是提高社会组织的信息化组织和传播能力。我们另外一个旗舰项目是“技术公益马拉松”，体现的是T技术这部分内容，就是科技公益。从2013年至今，我们已经做了8场技术公益马拉松，目的是对接创客和公益机构，通过协同设计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

《公益时报》：你们最近开始尝试的“未来村庄”公益项目和这部分内容有关吗?

王瑾：“未来村庄”是我们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技术公益新项目，它强调的是从下而上的社会实践和创新，它所帮扶的对象不是一二三线的城市，而是贫困地区的村庄，是广义的技术、设计与扶贫理念相结合，在村庄落地的一种模式和实践。

假如某地村庄发展过程中遇到某一个具体问题，公益人和技术人员就坐在一起，商讨如何解决该问题。在此过程中，集结多元的创客和研究者，参与者包括村民、高校老师，大学生、高中生、设计师、工程师等，大家以协同设计的方式参与其中，最终的愿景是共同助力其发展成宜居、生态可持续、科学而又具有人文情怀的村庄，其形态和成果充分凝聚了科技、能源、硬件、材料、建筑、生物生态、设计、公共艺术等多学科多领域的智慧结晶。

《公益时报》：听上去这个“未来村庄”很“高大上”，问题是基层认知度和接受度高吗?

王瑾：“未来村庄”是一个开放的入口，所有的创客都可以在此沟通和碰撞。它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极致体现，强调的并非个人创新，而是个人与社区互动之后产生的创新和能量。

目前我们已经和一些基层政府进行了对接，他们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还去了雄安探访，寻找合适的实验基地，我觉得只要所有的元素都到位且契合，都能发挥其良好的效应，那么未来这条路就值得探索，也会很精彩。

《公益时报》：你是否注意到这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变化?

王瑾：我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作为科技大学的发展方向来说，其本质就是要通过科技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可以说，目前中国互联网参与公益的创新性和多样化是远远超出美国的，比如说支付方式、比如说互联网筹款、募捐，还有最近几年开始推广的99公益日等。我们发现国内的技术人才开始越来越多地渗透公益、推动公益，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技术公益的发展水准也进入领先行列，其实当下就技术公益的层面来看，与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希望中国能够涌现出更多重视技术公益的组织，把一些看似基础性的技术常识和工作程序加以推广和普及，并不断挖掘和培养出更多的技术公益人才，为链接一个多维健康的公益生态圈一起努力。

加拿大时间2019年9月22日，2019凤凰网“美丽童行”智行慈善晚宴在温哥华举行。晚宴由凤凰网与智行基金会联合举办，嘉宾们为中国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筹集善款、奉献爱心，共同呼吁全球华人关注困境儿童的教育和发展。晚宴共募集善款90.38万加元。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指出，艾滋病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努力改变，让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和家庭能够得到帮助。   凤凰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邹明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大家一起救助更多因病致贫返贫的家庭，以及留守儿童和孤残儿童，使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们摆脱困境，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享有更好的健康条件和教育资源，奉献爱心。   “从21年前我资助127名孤儿开始，到现在智行基金会已经累计帮助超过26000艾滋孤儿。智行基金会除了帮扶艾滋遗孤上学之外，心理辅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因此每年都组织夏令营，带乡村孤儿去大城市参观大学。让孩子们看看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给孩子们努力读书的动力。”智行基金会创始人、主席杜聪在致辞中感慨的分享了公益心得。   “美丽童行”是凤凰网大型品牌公益活动，旨在和全球华人一起关注中国困境儿童的生存、健康、教育及未来发展，同时唤起社会各界更多的爱心，强化公益理念。自2007年起，美丽童行坚持不懈开展公益盛典共计20场，与全球超过10家大型公益慈善组织多次合作，帮扶超过33个儿童公益项目。   截至目前，已筹集善款总额超过2.04亿元，逾67万名儿童因此受益。2016年起，凤凰网“美丽童行”晚宴先后4次走向海外，开启国际化发展模式，将爱心传递到大洋彼岸，汇聚全球各地的慈善力量。   今年，凤凰网“美丽童行”还将于11月25日在北京举办年度收官慈善晚宴。届时，多位知名艺人将现场助阵，携手社会各界慈善人士一起，为困境儿童创造更多福祉，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贡献力量。

 赵志远（右）任教贺兰二中

赵志远（右）入户调查并慰问特殊困难家庭

 2018年，贺兰县组织学生资助政策助智励志座谈会

赵志远与燕宝奖学金学子合照

 2018年，贺兰县组织学生资助政策助智励志座谈会

■ 见习记者 隋福毅

广袤的原野上，低矮的植物稀稀疏疏地散落在道路两旁，裸露在外的黄土不规则地布局在植被之中……前方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也是本次行程的目的地。

贺兰县，位于宁夏平原，贺兰山赫然屹立，黄河入境而过。对于气候干旱的西北地区来说，贺兰县背靠贺兰山这座天然屏障，依托黄河水自流灌溉，自然条件相对宜居。

近年来，贺兰县中心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态势良好。但在贺兰山脚下和黄河边，两地发展却分别因土壤颗粒程度高和土壤盐碱化问题而饱受困扰。贺兰全县区域发展不平衡，且有大量来自贫困山区的移民，因此，社会保障问题及扶贫压力仍然存在。

正是在这里，《公益时报》记者有幸结识了贺兰县教育体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赵志远，也见证了他在学生资助工作上的开拓与尝试。

从讲台到学生资助中心

初见赵志远是在前往受助大学生家庭的行程中。他身材有点干瘦，头发已经斑白，但每当说起话来，你就会被他敏捷的思维、充满热情的言谈和高昂的精神面貌所吸引。

“我是一名老教师，在讲台上站了20年……”赵志远如数家珍般分享自己的工作经历，神情中透露出自信与满足。

1987年，赵志远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并选择回到家乡任教。他年纪轻，对工作有热情，走上讲台的第一年就担任高三班主任。

有一次，赵志远在学校里发现了几位吸烟的学生。他二话没说便准备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当提及吸烟的危害问题时，其中一位学生盯着他问道：“那老师为什么吸烟?”赵志远先是一愣，接着便与学生做出一个约定——一起戒烟。

这一事件帮助他戒掉了烟，也让他深刻意识到“言传身教”的价值。

之后的20年，赵志远潜心教学，始终在思考如何成为一名让学生信服的好教师。在这片养育他的故土上，赵志远的每一次教学实践，都在丰富着他的教学经历，也充实着他的教育观。

2008年，赵志远开始接触学生资助工作，经常走村入户进行调研，接待寻求教育帮助的百姓。工作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贫困家庭为了孩子上学面临的诸多困难，也推动他开始思索教育与资助工作的真谛。

在11年的学生资助工作中，赵志远不仅在积极宣传和落实学生资助的相关政策，也经常以个人名义资助困难学生。这些学生涉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各个阶段。在他看来，帮助一名学生不仅是一份工作成果，更是一份心灵上的收获。

慢慢地，赵志远在学生资助工作上也有了自己的感悟。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我意识到，不仅要从经济上给予资助，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能够完成学业;还要育其精神，在思想和心理上给予特别的关注，使他们克服自卑心理，树立自强自立意识，促其成为国家和民族需要的人才。”赵志远说。

赵志远的“云班级”

自2008年首次接触学生资助工作起，赵志远把自己的每一份工作经历都当作一次经验探索。其中，2013年，赵志远迎来了自己工作中一次重要创新。

那一年，赵志远接触到了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燕宝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燕宝基金会的加入给了赵志远极大的工作动力。他通过燕宝基金会把学生们联系起来，开始了他的教学实践。

“2014年1月，我带领来自全国各个高校受资助的贺兰籍大学生开展了‘助学敬老、爱心传递’志愿服务活动，目的是引导大学生在得到社会关注的同时可以用实际行动帮助别人，回馈社会。”赵志远告诉记者。

在学生的组织方式上，赵志远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据介绍，赵志远将每届燕宝基金会的资助生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云班级”。这个班级的学生来自不同学校，但是设有班长、团支书等要职。日常生活中，学生们通过QQ群互动，赵志远也在群里给予学生帮助。每年寒暑假期间，赵志远会组织学生开展“爱心互助”资助教育活动，并且有意识地设计一系列能够发挥大学生专长的志愿活动。

除此之外，赵志远对处在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还展开了针对性的教学引导。

“大一时，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以自己为原型，书写励志自传，提供给自己高中的学生学习。”

“大二，敦促学生修改励志自传给小学生，以大手拉小手的方式，帮助一至六年级的六名小学生树立理想、改进学习方法，学会在做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升能力。”

“大三，我会组织大学生以‘我为贺兰做贡献’为中心，深入各乡镇调查研究，以论文的方式撰写调查报告，并将成果整理出来提交县团委。”

“大四，以‘大学生考研情况调查分析’为题，我会推动学生对自己的发展做一个思考。而且，这样的成果也会对低年级的弟弟妹妹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说起自己的工作实践，赵志远侃侃而谈，眼中闪烁着光芒。

“对我而言，因为燕宝基金会的加入，我多了一块‘试验田’，我在这里不断将自己的想法播种下去，也得到了反馈。我希望受助学生能够把社会责任感、爱心和互助精神传承下去，影响更多人。”赵志远强调。

用“导师”情怀做资助工作

“我对于孩子们来说更像是一个‘导师’。”谈及与学生的沟通与相处，赵志远这样回复记者。“学生资助工作需要真情、真心。助学工作的核心是达到‘育人’的目的。所以，需要我去承担这样一个角色。”

在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中，赵志远主张将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励志教育三者作为重要板块融入到资助工作。

多年来，赵志远的工作主张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在贺兰县教育体育局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贺兰县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做到规范有序地发放，发放人数及金额逐年增长，学生提前还款率达到70%，贷款累计回收率达到100%。赵志远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果。

目前，我国处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观念已成为共识。

赵志远坦言：“现如今，学生资助已经成为一个‘公众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让学生资助成为一份‘社会共同责任’，成为一个‘创新课题’。”

一直以来，人们常常形容人民教师为教学育人的“园丁”。从2006年走下讲台，赵志远已经好久没有站在讲台授业解惑，谆谆教诲。但是，对他而言，这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舞台，从教师变为导师。

“助人—育人”蕴含的是赵志远对待工作的标准和方法论，“受助—自助—助人”是赵志远心目中对受助学生的期望。

今年，赵志远已经55岁了。谈及未来的工作，赵志远表示虽然随着年龄增大，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是他将会继续全身心倾注资助事业，用爱心和责任助智助志，并在退休前把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承下去，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 本报记者 李庆

9月9日24时，2019腾讯99公益日正式闭幕，据腾讯发布数据显示，7日至9日期间，共有4800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17.83亿元，超过2500家企业配捐3.07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的3.9999亿元配捐，本次99公益日总共募得善款达到了24.9亿元，全网用户累计互动量达8.82亿次，参与活动的慈善组织和企业双双破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年，大批以地方慈善会为代表的公益机构进场并逐渐崭露头角。

截至9月9日24时，在99公益日募捐机构排行榜中，第二名至第五名均是以地方慈善会为代表的募捐机构。日前，《公益时报》记者对今年新涌现的筹款大户长沙市慈善基金会进行了采访，这支“公益湘军”今年募款额位居排行榜第4位。

推出“4+1”筹款战略

据长沙市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筹资部部长黄灿介绍，截至9月9日17:00时，长沙市慈善基金会的公众筹款为8888.8989万元，捐赠人次达1186620，腾讯配捐为2300余万元，企业配捐为660.46万元，共筹集善款超1.1亿元，是2018年的1.7倍，是2016年首次参与时(440万元)的25倍。

这一喜人“成绩”的背后，长沙市慈善基金会究竟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

黄灿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在今年99公益日募款中，长沙市慈善基金会推出了“4+1”筹款战略，即：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计划)、居家养老(最美夕阳红)、三社联动(社区发展)、日行一善(微基金)+共建共享(助力社会组织发展)。前4个为机构的自主项目，后一个是跟全长沙市社会组织合作项目。

对于“4+1”筹款战略，黄灿做了近一步阐述。

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项目中，基金会找了长沙市精准扶贫领导工作办公室，对审定的精准扶贫村开展了多次筹款发动会，对如何参加99公益日、如何进行线上筹款等问题进行培训;

在三社联动(社区发展)项目中，跟长沙市民政局签证处合作，将99公益日筹款信息传播到每一个社区，充分发动社区群众积极投身到社区建设中，做到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人才内外联动;

在居家养老(最美夕阳红)项目中，将全市的养老机构请至基金会并开展关于99公益日筹款的培训，包括养老机构的项目应如何设计和规划等;

在日行一善(微基金)项目中，基金会对市委市政府等机关单位发出邀约，通过体制内的捐款响应党的号召及党建工作，同时与99公益日相结合;

在共建共享(助力社会组织发展)项目中，对全长沙市的社会组织(两三百家)进行了发动和培训，通过培训告知机构未来需对接的资源、如何发起项目以及在哪些平台发起项目等。

99不是目标，应是契机

“在今年99公益日筹款中，我们最花精力也是最值得炫耀的部分是联合了行业协会进行筹款，虽然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但我认为是对整个筹款生态迈出的重要一步。”黄灿说。

黄灿认为，99公益日树立公益机构公信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募款的人和执行项目的人分开，公募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纽带，是一个向双方分别提供不同个性化服务的体系，腾讯则是提供了技术保障。

为此，黄灿在今年的99公益日期间大胆尝试，联合长沙市湘菜餐饮连锁协会，与19家餐饮连锁企业合作，在每个企业的门店发起子计划，由门店负责筹款，最终把筹集的善款交给餐饮连锁协会来执行项目。

“长沙市的餐饮门店有上千家，假使1家一年筹集5000元，100家就有50万元，以此类推。针对门店发起的子计划，一年只有两次筹款机会。一次是99公益日，可完成一半的筹款额度。还有一次机会是春节，是吃饭的高峰期，即可完成剩余的筹款额度。”黄灿介绍道。

与此同时，长沙市慈善基金会还联合了住建行业协会，针对全市的建筑公司发起子计划。“如果一个建筑公司一年筹集善款1万元，全市一两百家建筑公司，就可筹集一两百万元的善款。一年两次筹款机会，除了99公益日外，每个建筑公司每年至少开四五个工地，每个工地开张时都会有一些企业老板参加，这是另一个募捐的好时机。”黄灿说。

对于这一模式，黄灿认为每个行业都可以做。再比如眼镜行业协会，长沙市有上万家眼镜店铺，只要通过眼镜行业协会向店铺进行传导，筹集的善款很容易就达到目标。黄灿表示，若将募款延伸到每一个个体户，那以后社会组织筹款就可以直接去找行业协会，由行业协会进行购买服务。

黄灿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之所以选择跟餐饮行业协会合作，是因为长沙市慈善基金会正在努力将募款和执行项目进行严格区分，只有这样才能在筹款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通畅，更加透明、公正。

“99公益日作为一个发动机，发动的周期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它的使命，那么以后整个网络募捐即使没有99公益日也应该能够照常运行。”黄灿认为，99公益日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募款不再具有压力的时候，99公益日就不是目标，而是契机了。

黄灿表示，以后的每一个传统节日，比如春节、端午、中秋等所有节日都将是公募的爆发点。如何开发消费捐赠市场，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考虑的方向。

创新与探索

谈及在今年99公益日中，长沙市慈善基金会进行的创新和探索，黄灿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主要体现在精准社群方面，今年99公益日期间基金会主动联系了广场舞队伍，因为在每个广场舞队伍里都有艺术团，每个艺术团里多则有一两百人，少则有二三十人，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社群。

黄灿表示，广场舞大妈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时间充足;二、家庭基本属于小康以上水平，因为跳舞需要装备和衣服，必须具有消费实力;三、是做饭做菜的好手。

“我们要看到广场舞群体的消费市场，假如我们笼络了全市两千多支广场舞艺术团，将艺术团的人统一建两到三个微信群。这样不仅可以解决99筹款问题，而且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计划)方面，可以将村里的无公害的农产品对接给该群体，即可解决扶贫村的资金来源问题，还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黄灿向《公益时报》记者解释道。

那么，如何来吸引广场舞队伍，让其参与到99公益日中来呢?

黄灿表示，通过组织发动会，告知该群体参与99公益日可以为其发展子计划，筹集团队建设资金，前提是这部分资金必须是用作社区的文化娱乐、文化养老等公益事业。

通过黄灿及其团队的努力，最终有近8家广场舞队伍参与了今年的99公益日。黄灿说：“实际上每支广场队伍的筹款目标都不高，我给他们规定的是每个队伍2万元或5万元，最多不超过10万元。”

通过这样的尝试，让99公益日与广场舞队伍产生了很好的粘性纽带。黄灿坦言，通过今年的尝试，如果模式可行，接下来就可以跟精准扶贫村进行深入合作，将村里的农产品销往这一群体。

除了与广场舞队伍合作外，长沙市慈善基金会还加强了与大型商超的合作，通过在商圈前坪和相关地铁站设置公益集市点，通过扫码并赠送小礼品的形式让市民参与。“因为我们只有3个专职人员，一家家去跑根本不现实，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以单位名义出政策和函，长沙市的社会组织可以在我们这里拿函，以机构的名义与商超进行洽谈合作。”此外，在同各商超合作的过程中，黄灿将各商超的场地负责人建立了微信群，意在99公益日外还可联合这些场地同步启动其它公益活动。

谈到99公益日募款的经验，黄灿向《公益时报》记者列举了以上的案例。与好看的筹款数据相比，黄灿更担心的是公信力以及项目的执行力。为此，2018年长沙慈善会通过招标选定第三方评估机构，首次对2017年的77个项目进行了项目实施和效果评价两方面评估验收。最终，46个项目被评为优秀，19个项目为良好，6个项目为合格。6个项目因未及时完成，被列入了“不可靠清单”。目前，2018年的网络募捐项目正在评估验收中。

“慈善公信力就是生命线。只有让信息公开成为慈善的透明口袋，才能让慈善在阳光下运行。”据黄灿介绍，长沙市慈善基金会通过坚持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建立了包括政府、媒体和公众监督以及第三方评估在内的四位一体的监督机制，做到依法保护捐赠人、受助人及其他相关利益人的合法权益。

■ 本报记者 王勇

9月21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在第七届中国慈展会上发布《201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接收国内外款物捐赠1624.15亿元人民币，其中，我国内地全年捐赠1439.15亿元，香港约160亿元，澳门约25亿元(台湾尚无权威统计数据)。

由于抗癌药品捐赠减少，我国内地捐赠总额较2017年小幅下降4.05%，捐赠额占GDP总量比例为0.16%，人均捐赠103.14元，但现金捐赠总额突破1000亿元，创历史新高。

捐赠总量略有下降

《报告》显示，2018年度慈善捐赠主要有以下特点：

1.捐赠总量略有下降，货币捐赠创新高。据统计，2018年中国内地接收国内外款物捐赠共计1439.15亿元，较2017年小幅下降4.05%，捐赠额占GDP总量比例为0.16%，人均捐赠103.14元。数据显示，捐赠总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华慈善总会的物资捐赠(主要为药品)总额比上年减少110.16亿元。如不包含慈总的物资捐赠，2018年内地接收捐赠1338.33亿元，比2017年的1288.87亿元增长3.84%，仍保持稳定上涨。

从捐赠结构来看，2018年全国接收现金捐赠首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07.83亿元，占全年捐赠总量的70.03%，也呈现增长状态，反映我国社会捐赠的格局正在逐步优化，现金捐赠愈加得到企业和社会公众青睐。

2.香港、澳门年度捐赠分别为160亿元和25亿元。《报告》首次将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捐赠数据纳入收集和发布范围。经统计，2018年度，香港的慈善捐赠总量约为人民币160亿元，澳门约为人民币25亿元，两地人均捐赠分别达到2147元和3746元，慷慨度位居世界前列。

其中，香港赛马会是当地最大慈善机构，2018年捐出42.8亿港元以支持294个慈善及社区项目，创历史新高。澳门基金会则是当地慈善事业的主要资助方，2018年投向公益项目23.68亿澳门元，其中青年人才领域最高，占比48.18%。

3.扶贫捐赠首超医疗，扶贫攻坚力度大。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社会捐赠主要流向教育、扶贫与发展、医疗健康等3个领域，占捐赠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9.4%、24.72%和20.44%，合计超过总量7成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扶贫领域的慈善捐赠首次超越医疗健康，位于捐赠领域第2的位置，较2017年增长11.82%。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扶贫捐赠规模持续增长，反映出全社会对扶贫攻坚战略的积极响应，这成为年度慈善领域的一大亮点。

4.地方慈善会发力，募捐额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慈善会系统共接收捐赠383.95亿元，同比下降14.68%。其中，中华慈善总会年度捐赠收入105.75亿元，同比大降52.21%，是整个慈善会系统募捐总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除中华慈善总会外的地方慈善会全年捐赠收入共278.19亿元，相比2017年增长19.93%，同比增加46.22亿元，大大缩小了整个慈善会系统募捐总量的降幅。地方慈善会募捐形式灵活多样，体现了很强的动员能力，对扩大地方慈善会募捐规模发挥了积极作用。

5.个人捐赠持续增长，网络募捐再创佳绩。2018年，中国内地的个人捐赠共360.47亿元，同比增长3.24%，仅次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捐赠金额，个人捐赠占总量比重也处于近年最好水平，保持稳步增长的后劲。

以个人捐赠为主的网络募捐总量在2018年继续攀升，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共募集善款超过31.7亿元，较2017年增长26.8%。数据显示，我国参与网络捐赠的人次进一步增加，单笔捐赠的数额在逐步降低。

慈善捐赠的主力依然是企业

《报告》显示，2018年度，慈善捐赠的主力依然是企业，但由于药企捐助药品出现百亿规模的缩水，尽管其他行业的企业捐赠量有所增长，但仍未能弥补与上年的差距。2018年，我国企业捐赠共890.84亿元，占社会捐赠总量的61.89%，比2017年下降7.53%。

对比企业捐赠的走低，个人捐赠则此消彼长，展现出稳健增长的后劲。2018年，我国内地个人捐赠360.47亿元，同比增长3.24%，排除灾害等偶发事件外(如2008年汶川地震当年个人捐赠大增，首度达到458亿元的高位)，个人捐赠创历史新高，占捐赠总量的25.05%，个人捐赠所占比重也处于近年最好水平。2018全年，企业和个人合计捐赠1251.31亿元，贡献了捐赠总量的86.95%。

2018年，民营企业依然是社会捐赠的主力，全年捐赠约450.32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量的50.55%，同比减少8.79%。国有企业全年捐赠310.90亿元，占总量的34.90%，同比增长7.25%，是当年唯一保持增长的企业类型。数据显示，2018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9.1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实现利润总额1.7万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年增幅达16.7%。盈利水平提升是国企尤其是央企捐赠同比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此外，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2018年度分别捐赠78.75亿元、50.87亿元，捐赠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占企业捐赠总额的8.84%和5.71%，尤其外资企业的捐赠额有近36个百分点的降幅，主要是外资药企对抗癌药品的捐赠大幅减少。

根据样本数据分析，2018年我国大多数行业的企业均参与了捐赠。其中，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综合类、采矿业等行业的企业捐赠量最多，依次排在前5位，占企业捐赠的比重分别为27.01%、26.82%、12.81%、9.62%和4.42%。此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3个行业的企业捐赠也较为可观，捐赠比重均在2个百分点以上。

主要接收方仍是基金会和慈善会系统

《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仍是基金会和慈善会系统，前者接收捐赠645.88亿元，后者接收捐赠383.95亿元，分占慈善捐赠总量的44.88%和26.68%。其中，基金会接收捐赠比2017年微降1.85%，慈善会系统接收捐赠同比减少14.68%，捐赠总量均出现一定程度降低，与药品捐赠下降有直接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国捐赠收入过亿元的基金会共65家，其中全国性基金会36家、地方性基金会29家;捐赠收入合计达301.50亿元，占基金会募捐总量的46.68%，其中公募基金会募捐占比近7成。2018年，在全国超过7000家基金会中，仅0.92%的机构募得善款总量近半数之多，“头部效应”显著。

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的公开信息粗略计算，截至2018年末，我国慈善会系统中除了中华慈善总会及31个省份的省本级慈善会外，共有各级慈善会法人组织超过3000家。其中，以区县级慈善会数量为最多，占比约56.3%，此外街道/乡镇级慈善会、社区/村级慈善会、地市级慈善会数量占比依次减少，分别为25.6%、9.7%和8.4%。

目前，全国慈善会系统的组织网络建设日趋完善，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市，江苏、广东、浙江等省份主要城市的慈善会系统已经从市本级、区县级向下延伸至街道、乡镇，甚至触及社区、村的层面，一张以各县(市)区慈善总会为龙头、各镇(街道)慈善分会为依托、各村(居)慈善工作站为延伸的基层慈善组织网络遍布城乡，较好解决了“服务困难群众和全民参与慈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各级慈善会的募捐和动员能力普遍较强，在整合社会资源，提供慈善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2018年，我国慈善会系统共接收捐赠383.95亿元，占全年社会捐赠总量的26.68%，比2017年小幅下降14.68%。其中，中华慈善总会年度捐赠收入105.75亿元，同比大降52.21%，是整个慈善会系统募捐总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多类癌症治疗药品的捐赠减少所致。除中华慈善总会外的各级慈善会全年募捐收入达278.19亿元，比上年增长19.93%，年度捐赠收入净增加46.22亿元，大大缩小了整个慈善会系统募捐总量的降幅，展示出地方慈善会尤其区县及以下基层慈善会在2018年充分调动资源，创造出募捐增长点，对稳定慈善会系统的募捐规模发挥了积极作用。

主要流向教育、扶贫与发展、医疗3个领域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社会捐赠主要流向教育、扶贫与发展、医疗健康等3个领域，占捐赠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9.4%、24.72%和20.44%，合计超过总量7成以上。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扶贫领域的慈善捐赠首次超越医疗健康，位于捐赠领域第2的位置，较2017年增长11.82%。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慈善捐赠比以往更加集中的涌向扶贫领域。扶贫捐赠的稳步增长体现出全社会对扶贫攻坚战略积极响应，这成为年度慈善领域的一大亮点。

此外，教育、文化艺术和体育、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与倡导等领域的捐赠同比出现增长，医疗健康、人群服务、公共事业、减灾与救灾等领域的捐赠同比有所下降。

《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发布会现场（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封面（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 本报记者 王勇

9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并于当日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白皮书全面宣介中国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念和实践，全景式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妇女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展现中国妇女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妇女运动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白皮书全文约1.8万字，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组成。

白皮书指出，70年来，中国妇女事业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紧密相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妇女为中国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开拓进取、贡献力量。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中国妇女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白皮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亿万妇女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主人翁地位更加彰显，半边天力量充分释放，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日俱增。中国妇女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白皮书强调，中国将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妇女民生，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引领亿万妇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妇女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国妇联副主席吴海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女性在脱贫攻坚当中不仅是受益者，更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五方面主要成就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通报了白皮书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主要成就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党对妇女事业的领导坚强有力。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将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作为奋斗目标，根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确定妇女事业发展的方针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多次就推进妇女事业发展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保障广大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确保了中国妇女事业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第二，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彰显中国的特色优势。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党的领导、人大立法保障妇女权益、政府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政协协商推动妇女发展、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桥梁纽带的工作机制，是中国提高妇女地位的独特创造，在实践中日益完善并不断焕发出强大活力，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第三，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实践不断创新完善。从立法源头保障妇女权益，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伊始，男女平等就被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70年来，中国从加强法制、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将尊重和保障妇女权益置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妇女权益保障贯穿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等各个环节。目前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100多部单行法律法规在内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为充分保障妇女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将男女平等价值理念具体落实到法规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各环节，男女平等的法治保障更加健全。

第四，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全面贯彻落实。1995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正式提出，写入《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总目标，2005年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确立了这一国策的法律地位。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作为党的施政纲领、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在出台法律、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的要求，使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党治国理政的战略谋划，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实践途径，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坚强意志。

第五，统等规划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中国将妇女发展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纲要设专门章节，对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作出规划部署。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等明确提出保障妇女权益的目标任务。从1995年开始，国务院先后颁布实施了三个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明确各阶段妇女发展的目标任务。全国县以上政府都制定实施本地区妇女发展规划，自上而下形成了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规划体系。今年国家启动了新一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编制工作，力求更好地谋划来来十年妇女事业的全面发展。

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

据全国妇联副主席谭琳介绍，近年来，国家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来提高妇女健康水平。

例如，实施妇幼卫生和妇女健康项目，提高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努力保障母婴安全。2003年以来，全国妇联开展了“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为边远贫困地区妇女就医提供便捷贴心服务。2009年以来，国家全面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一些地区还实现了免费住院分娩，全国城乡住院分娩率现在都达到了99%以上。孕产妇死亡率迅速下降到了18.3/10万，这个数据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实施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提高农村妇女健康水平。2009年以来，卫生部与全国妇联在农村妇女中开展乳腺癌和宫颈癌检查项目，提高农村妇女“两癌”早诊早治率，降低死亡率，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妇女群众身边。

项目启动以来，已经为8500多万妇女免费提供了宫颈癌的检查，为2000多万妇女免费提供了乳腺癌检查，并且实施农村贫困妇女“两癌”救助项目，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以及低收入患癌妇女进行医疗救助。

强化妇幼健康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妇女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水平。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国家加强全方位孕期保健服务。开设孕前咨询门诊，普及产前检查，加强产后访视，免费向所有产妇提供产后一周访视和42天检查服务。国家还鼓励妇幼保健机构设置青春期门诊和更年期保健门诊，努力使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女性都能享受到贴心的健康服务。

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妇女的主体作用，也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脱贫和全面发展的政策措施。

全国妇联副主席吴海鹰表示，这些年贫困地区广大妇女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一方面，她们励志带领家庭脱贫致富。另一方面，热心带动姐妹们共同致富，在脱贫一线发挥着生力军的作用。女性在脱贫攻坚当中不仅是受益者，更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一是她们自立自强，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下，贫困地区妇女的内生动力得到充分激发，她们不等不靠，将“要我干”变成“我要干”，把强烈的脱贫意愿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或发展乡村旅游，或学习电子商务，或从事家政服务，或者潜心于传统的手工制造，靠勤劳和智慧找到致富的路子。

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从业人员超过900万人，这其中女性从业人员占到70%以上。2015年全国妇联启动实施“巾帼脱贫行动”以来，各级妇联组织协助扶贫部门，为110万建档立卡的贫困妇女发放扶贫小额信贷达610多亿元，400多万名贫困妇女借助产业帮扶实现了增收。

二是姐妹携手，共同走在致富路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农民工、女大学生、女科技工作者返乡创业，把在外面积累的知识、经验、技术和资金带回来，造福乡里，帮助贫困姐妹。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基层女干部、女能人想方设法带领妇女姐妹们坚定脱贫志向，谋求致富的路子，共同致富奔小康。

各地妇联也多措并举，帮助妇女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比如，贵州省妇联实施“锦绣计划”，带动近50万妇女从事特色手工产业，五年的产值累计达60亿元，她们用灵巧的双手编织出了幸福的新生活。

 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中）宣布第七届中国慈展会开幕

 第七届中国慈展会一号馆俯瞰图

  本届慈展会面向深圳全市中小学生招募、海选、培训产生了62名“小小公益导览员”

■ 本报记者 文梅 王勇

“9月20日至22日，第七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中国慈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慈展会紧扣‘聚焦脱贫攻坚、共创美好生活’的主题，吸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近1400名代表，791家机构、896个项目和917种消费扶贫产品参展，约19万人次观展互动。”

聚焦脱贫攻坚

第七届中国慈展会由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工商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中国慈善联合会等共同主办。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落实中央有关扶贫攻坚和慈善事业的决策部署，中国慈展会自2018年起连续三年聚焦脱贫攻坚，靶心不变。

本届慈展会以“聚焦脱贫攻坚，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围绕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的脱贫需求与长远发展，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带动和引领社会慈善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集结减贫发展“中国智慧”，探索慈善扶贫“中国方案”，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围绕展会主题和定位，本届慈展会设立脱贫攻坚主题展馆、消费扶贫展馆、公益体验馆三个展馆。其中，脱贫攻坚主题展馆包括深度贫困地区专题展区、企业脱贫攻坚展区和社会组织脱贫攻坚展区，重点呈现“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中有关项目、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需求，展示我国社会扶贫领域的多元力量和多样成果，以及慈善新技术和科技公益产品等在扶贫领域的应用，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需求和慈善资源在脱贫领域的精准对接，推动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届慈展会加大了消费扶贫的推广力度，倡导“购买扶贫产品和服务就是参与扶贫”的责任消费理念，编制《消费扶贫产品手册》，通过产品展销、现场体验、路演推介等方式，宣传推广消费扶贫产品。积极引入电商平台，招募专业买家团通过订单采购等方式，为贫困地区扶贫产品拓宽销路，促进消费拉动产业“造血”扶贫。本届慈展会共有7个展团255家扶贫单位展示917种来自贫困地区的特色农副产品、传统文化衍生制品等扶贫产品，比上届增长2倍。

本届慈展会还设立了公益体验馆，重点展示社会服务、科技慈善、生态慈善、金融慈善等领域创新发展的前沿趋势、项目、服务和产品，为推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和美好生活建设提供前沿模式和经验借鉴。公益体验馆专设“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创新展区”，展示粤、港、澳三地在社会服务、公益慈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优秀项目与创新案例，促进粤、港、澳三地在慈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需要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

9月20日上午，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宣布第七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启动，并出席国际公益主题研讨会。

王爱文在研讨会致辞中指出，慈展会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国际化的慈善行业盛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社会成效与影响力不断扩大。前六届慈展会累计吸引了8273家国内外机构参展，举办各类公益慈善活动1300余场，对接项目2234个，对接金额454亿元，已经成为动员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慈善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平台。2018年起，慈展会主题进一步聚焦脱贫攻坚，向全社会发出慈善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时代最强音。

王爱文强调，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更加需要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希望广大慈善力量坚守初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汇涓成流、尽锐出战，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的决胜战役。希望各级民政部门和广大慈善力量积极担当作为，推动慈善事业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作用;根植我国慈善扶贫的生动实践，总结完善慈善扶贫的有效模式;坚持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凝结脱贫攻坚的“中国智慧”

本届慈展会研讨会议板块紧扣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分层级、有梯度安排会议，组织开展了一场高端化的国际公益主题研讨会，并围绕社会组织扶贫、企业扶贫、互联网扶贫、媒体扶贫、金融扶贫以及扶贫协作等领域的实践与探索，开展了9场分议题研讨会和8场互动沙龙活动，汇聚了200多位国内外关注减贫脱贫的专家学者，交流分享了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以及全球减贫的经验做法，为汇聚慈善资源和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坚发出了时代强音，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展会期间，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中国首家基金会行业促进组织—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揭牌;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社创板”揭牌。

在品牌项目活动上，本届慈展会继续举办了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中国公益映像节等配套活动。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从1028个申报项目中遴选产生30个金银铜奖项目以及2个新力扶贫特别奖项目;中国公益映像节共收到489部公益影像作品申报，选出了43部优秀影像作品;新增精准扶贫行动精选画展。

同时，开展了“美好生活体验馆”“小小公益导览员”“捕捉扶贫小精灵”“公益组织吉祥物巡展”等丰富多彩的展前、展中互动体验活动，并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发展会小程序、电子导览图等，进一步提高了展会活力及观展体验感，使展会更加接地气、聚人气、出新彩。

明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慈展会还将继续围绕“聚焦脱贫攻坚，共创美好生活”的主题，精准定位、持续发力，决胜2020!

  幸福小镇的“牛爸”带领孩子过马路

为了提升儿童及社会民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构建对儿童友好的交通环境，2019年9月24日，在广州市番禺区文明办、广州番禺交警、广汽丰田、石楼镇、亚运城社区、广州利合物业等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下，交通安全示范道路“幸福同行路”在广州番禺亚运城社区正式落地。当天，200名各界单位媒体、社区居民代表和学生参与“幸福同行路”启动仪式，见证广汽丰田“幸福小镇”安全公益项目在现实中的又一次创新。

提升交通安全意识

幸福你我同行

交通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千家万户幸福安康。据调查数据显示，每年我国约有10000名儿童受到道路交通事故的伤害。车辆道路违停、斑马线模糊不清、人行道被杂物占用……这些社区交通安全隐患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如何提升民众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和儿童安全危险防范认知，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广州亚运城社区的“幸福同行路”启动仪式现场，一场生动的《安全的烦恼》话剧讲述了居民们对交通安全隐患的担忧和对安全社区的殷切期盼。接送孙女上下学的奶奶、开车回家的女司机、在单车道上骑行的居民三个不同的角色，以社区人的视角讲述他们对于居所附近交通环境的看法和改善建议：“如果有一条有趣的斑马线，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如果道路两边没有违停车辆，让原本的道路变得安全通畅;如果非机动车道有护栏保护，没有乱停的车辆占用，我们就可以安心地踩着单车送孩子上学。”朴素的话语和生动的演绎方式，呼吁当地居民加强交通安全意识，还孩子一个安心幸福的温馨社区环境。

此次“幸福同行路”的启动是广汽丰田携手各方力量践行儿童交通安全教育的新里程碑，更是社会各界在用实际行动为新中国70华诞献礼。“幸福同行路”项目深入群众之中，从交通安全社会议题入手，对影响儿童出行安全的道路设施进行改造、升级，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不仅为儿童出行保驾护航，更影响人们规范自身的出行行为，提升社会大众交通安全的意识。

树立儿童安全屏障

童话照进现实

“幸福同行路”是以广汽丰田发行的《幸福小镇系列绘本》为原型，将绘本里交通安全相关的美好童话故事，搬进现实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历时五个月的策划、设计、改造，在广汽丰田、番禺交警、利合物业、镇街各方合力推进下，3D版幸福小镇在广州番禺亚运城运动员村社区诞生。

启动仪式当天，现场嘉宾在亚运城小学生的带领下，前往参观“幸福同行路”。通过硬件改造后的亚运城街道，焕发全新的道路风貌，呈现出更强的交通秩序感。幸福斑马线上绘本中高大可靠的杰杰警官和牛爸爸在人行道上和斑马线旁提醒居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社区道路硬件设施也得到了创意改造，道路两边增设绿道护栏，维护交通秩序，防止车辆乱停;广汽丰田联动周边学校开展创新交通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走上马路、观察交通、记录安全隐患、绘画安全地图，通过潜移默化的趣味教育，提升儿童的安全意识，打造安全幸福的社区体验。

《幸福小镇系列绘本》是面向学龄前儿童的交通安全主题绘本，自2015年起由广汽丰田携手番禺交警大队相继推出，绘本融合趣味性、知识性和教育性为一体，采用少年儿童更乐于接受的卡通故事形式，交通安全知识通过生动活泼的绘画进行表现，进而向儿童普及交通安全常识，为他们树立安全守护的屏障，助力少年儿童安全健康成长。目前，广汽丰田已对外免费派发近17万册的《幸福小镇系列绘本》，越来越多的家庭从中受惠。

在本次“幸福同行路”项目启动之前，广汽丰田已有尝试将绘本内容照进现实，通过开发趣味交通安全游戏，打造儿童身边的幸福小镇乐园，向公众多方位传递交通安全理念。“幸福同行路”的打造，是广汽丰田在交通安全领域进行的更为开放和深入的探索，从交通安全知识传递到硬件设施建设，一步步给儿童树立起安全保护的屏障。

关注交通安全教育

共建幸福小镇

秉承“用心关注每一个人”的公益理念，自2011年广汽丰田公益·安全行动启动以来，广汽丰田聚焦交通安全教育领域，深度关注未来社会的交通安全参与者“少年儿童”，并从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开始，积极倡导全社会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构建交通安全教育体系化，涵盖交通安全绘本、体验游戏、课程、体验营等丰富内容。至今广汽丰田公益·安全行动已经持续开展9年，为超65万社会公众有效传递汽车及交通安全知识，构建起一个面向5~16岁儿童、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交通安全教育体系。

未来，广汽丰田将以“幸福同行路”为新起点，不断深化儿童交通安全教育，探索儿童交通友好模式，继续融汇社会各方力量，用心倡导安全出行，用心传递幸福，并以“幸福同行路”为样本，辐射更多社区，共同构建人、车、环境安全和谐共处的幸福小镇，共创和谐交通安全生活。(徐辉)

马赛村的妇女小组会议



Amani–YEPI

■ 王霁雯 李径溪

“ ‘Believe in yourself before others understand you.’(在别人理解你之前，先相信自己。)2019年8月14日，蒙巴萨青年赋权计划(YEPI)创始人Amani Katana肯尼亚在蒙巴萨(Mombasa)老城区的穆斯林社区图书馆给一群来自中国的青年学生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及YEPI的由来，深深触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内心。”

“我做过最勇敢的决定是重返社区”

Amani创立YEPI之前，在蒙巴萨港口的海运公司担任运营总监8年之久，这在当地属于体面且收入高的工作，也是他大学所学专业的对口工作。他身边的同龄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在受教育率低且失业率高的肯尼亚，大多数孩子无法完成学业，即使那些大学毕业的幸运者也很难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海岸地区失业率高达51%，超过了全国失业率21%的两倍，并且90%以上的族群都属16~35岁青年。所以，经常有朋友上门请他帮忙介绍工作，他很痛心，也深感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做出了认为“人生中的最勇敢的决定”——放弃自己的工作，去探索更加有效的新方式来应对这个严峻的社会挑战。周围人对他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极度不理解，但他总是这样回应身边质疑的声音：“我来自这个社区，所以我也要回报这个社区。我总是问自己想要什么，我也总是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2011年Amani辞去工作后，开始追随自己对社会创业的热情。他首先做了一些清洁能源的探索，去研究是否能为妇女提供清洁煤炭来做饭，取代当地伐木毁林来获取燃料的传统方式，也减少木柴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在那之后他又开始回收垃圾，并于2015年创立了一个名叫Garb Tech的公司，利用科技处理并回收固体废物、塑料废物。据估计，蒙巴萨每天产生约2000吨固体废物，其中被政府回收的固体废物估计占68%;而剩余的32%则被焚烧，在街道、河流或公共土地处置，从而污染环境，使居民面临疾病。Garb Tech公司致力于通过高效、可靠和负担得起的废物管理服务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不断实践项目的过程中，Amani积累了大量创业经验。他开始思考如何去帮助蒙巴萨地区的青年提升就业能力。2014年，他加入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起的非洲青年领导力计划(YALI)，结识了两位和他志同道合、致力于青年赋权的年轻人——Biabu Shaffi和Levina Ocholla。他们一拍即合，成立了YEPI。后面一年内，Amani又在不同的场合中找到了其他6位有着共同愿景和热忱的青年，建立了9个人的核心团队，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创业家或是企业里的中高层管理者。最小的Charles当时24岁，在团队中担任传播总监，还在读金融管理研究生的他，已经在经营一家培训公共演讲的小型公司;最大的成员也不过35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工作之外的空闲时间投入到YEPI的项目当中，没有从YEPI获取任何收入。而同样也是这9个人，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与政府、企业、学校合作组织了79场培训，服务了当地2500多名边缘化青年，创造了逾200个工作机会，并开始孵化有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的社会企业。

YEPI致力于帮助16~35岁的青年解决失业及贫困问题。他们早期调研发现海岸地区高失业率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政府腐败、经济发展落后。在和Charles的访谈中我们得知，肯尼亚海岸地区失业率过高不仅会给经济造成影响，也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为这里与索马里相邻，索马里青年党会秘密潜入肯尼亚招兵。没有工作的青年人很容易被这些极端组织给出的优越条件所吸引。针对这些问题，YEPI发起了三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青年种子计划”，给学校和社区里的青年提供商业和创业培训，包括如何识别商业机会和市场需要、制定商业计划书、寻找市场投资和企业合作等，核心是培养青年的企业家精神，主动去创造工作而不是寻找工作;第二个项目是“未来企业家训练营”，即通过商赛选拔出10个最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想法的青年企业家，进行一周的密集培训，提升他们的设计思维、领导力、社交能力，并帮他们链接社会资源去宣传自己的方案来获取投资或赞助;第三个项目是“企业家道德培训”，致力于与肯尼亚反贪污与道德委员会的政府官员合作，培养青年们的诚实守信品质，抵制贪污腐败。另外，YEPI还有一个专门培训女性企业家的项目，叫做Academy for Women (AWE)，为100多名妇女提供了数字扫盲培训。

像这样的“创变者”，在肯尼亚的社区中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当我们坐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女性的力量”

“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女性也有自己的权益，也可以自己做决定。现在我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女儿不接受割礼，有收入可以修缮房屋，可以去医院做检查，可以送孩子上学。”一位参加了妇女互助小组的年轻妈妈Elizabeth自豪地说道。而这样的变化得益于成立该互助小组的“马赛女性赋权组织”——Naret Intoyie。

在8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晨，创始人Alice带我们一行人来到了位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边境的Rombo村。现在正值旱季，一路上尘土卷起的“沙尘暴”几乎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而Alice笑着说：“这要是在雨季，我们现在车开的路全都会被暴雨淹住，无法进来，所以我们已经很幸运啦!”一路上，窗外都是典型的稀树草原景观，大片空旷贫瘠的土地上偶尔稀稀拉拉散布着一些耐旱的玉米、马铃薯、本地豆类。但也会偶尔经过一些靠近水源的绿地，Alice告诉我们这些耕种得比较好的土地都是基库尤人过来找马赛人买下然后自己开发的。因为马赛人一直都是半游牧民族，很少有农耕的传统，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但现在随着过度放牧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干旱现象，部分马赛人也在政府和NGO的倡导下逐渐往农业转型。而这个过程也是相当缓慢的，因为马赛族以恪守自己的传统文化闻名，尤其是对牛羊的珍视。虽然有些年份早已预测有干旱，他们也不愿意卖掉牛羊等到雨季再买新的，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来源，更是上天给他们的恩赐，就像基库尤人对土地的热爱一样。路上，我们也碰到了不少赶着牛羊的马赛成年男人带着一两个年轻男孩，大多数看着都像小学生的年纪。每当有大群的牛羊经过时，我们的车都会停下来让路。这样的情形即使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也并不罕见。而我们看到的妇女，大多都提着破旧不堪的水桶，在路上慢慢走着，有的是妈妈带着小孩，有的是几个小女孩一起结伴，还有几位打扮得比较隆重，准备去教堂做礼拜。

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后，车终于停在了一个只有几棵金合欢树的空旷红土地上。又走了一段距离，我们才到了今天Alice要和妇女小组开会的房子前。2015年，毕业于肯尼亚伊格顿大学的Alice和其他几位90后女性成立了这个马赛女性赋权组织。今年28岁的Alice也是女性割礼的幸存者，12岁时和村里其他5个女孩一起接受了割礼，幸运的是她的父母因为基督教没有像大多数马赛父母一样立刻将她嫁出去，而是支持她完成了学业。她的朋友们却都在割礼后相继辍学，被父母安排了婚姻;还有一些，没能挺过割礼后的恢复期，因为伤口感染发炎而去世了。Alice不希望自己未来的孩子也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所以她选择了性别研究和教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毕业后就回到了她的家乡，开始投身于社区发展和女性赋权的工作。她说“我读了大学才知道，原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经历这些，我们这里的人沉默太久了，现在我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争取权益。”在传统的马赛家庭中，一般都是男性作为一家之主，掌握着经济大权，女性大多都是做各种家务和照顾孩子。Alice觉得马赛妇女首先要从经济上获得独立，拥有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她利用在大学时所学的知识，开始尝试在自己的村里子建立妇女互助小组，探索小额金融模式。让愿意加入小组的妇女每人每周拿出250先令(约2.5美元)存到她们在镇上开的一个公共账户，小组会选出专门的财务人员、记录员、主席等不同的职位来负责监管和统筹。每周Alice也会过来和妇女小组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怎么使用这笔资金。大多数时候，她们会用这些钱买一些做生意的原材料，比如用来编工艺品的马赛珠，或是找边境上的坦桑人买一些二手衣服或布匹到镇上去卖，赚到的钱会放回到资金库，每年分红一次。如果有急用的时候，可以申请借款，在规定时间内还款即可，逾期则需要交一定利息。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改变的Elizabeth就是该小组的记录员，今天开会的地方就是在她新盖的房子前面。

而两年前，Alice刚刚跟这群妇女提起小额金融时，她们每个人都是持怀疑态度，她们从未接受过任何教育，没有什么金融的概念，而且在马赛的传统观念里，钱或者说货币本身没有意义，有价值的只有牛羊。所以“马赛女性赋权组织”工作人员每周都会来这里开展一些商业相关的培训，慢慢支持妇女们尝试一些小本生意。与此同时，Alice和同事们还会在村子里和学校里开展其他女性赋权的项目，如生殖健康教育、卫生教育、生活技能培训等，在提升女性综合能力的同时改善整个社区的生活条件。如今，这个小组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有了20位固定成员，也已成功服务了1500名马赛女孩、250名马赛妇女。但Alice告诉我们，2017年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Rombo地区的女性割礼率仍高达90%，因为这里地广人稀，大家都散居在偏僻的地方，有些地方很难到达。她希望未来可以将在这里探索成功的模式推广到更多地区。

“我们不可能改变整个世界，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其中一个角落”。这是YEPI团队每个人认同的人生信条，所以当得知到蒙巴萨51%的失业率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迎难而上。我们相信，Naret Intoyie也不会放弃。就像比尔·盖茨在2019年年信里所传达的同样的信念：“非洲年轻人决定了整个大陆，乃至全世界的未来。”

(肯尼亚当地采访记者：姜昱廷、段佳妤、蒋佳欣雨、傅慧依、薛茹丹、胡峻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