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门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让脑瘫孩子走出了家门，收获了更多的快乐

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证书

■ 本报记者 王勇

“之前看到来中心的孩子坐的这种轮椅，我就觉得非常人性化，十分喜欢，赶紧就问从哪儿买的，可就是买不着。”北京市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主任张焕霞表示。

让张焕霞感慨的这种轮椅是一种适用于3-15岁、体重在80公斤以下的脑瘫、脑外伤、脊髓损伤、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其他伴肢体功能障碍儿童使用的轮椅。

这种轮椅来自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残基会)“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由明门集团专门为脑瘫儿童设计生产，并通过中国残基会捐赠给全国的脑瘫儿童。

作为专门为了公益项目而设计改良的轮椅，明门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并没有在市场上销售，张焕霞自然买不到。

不过张焕霞并没有等待太久，2015年、2019年，中心分两次共获捐31台明门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供中心的孩子们使用。

从2009年项目发起至今，已经有近90000名像中心的孩子一样的贫困残疾儿童受益。捐赠的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达到70176辆，便携式残疾幼儿轮椅15786辆，汽车安全座椅4024台，物资总价值达到4.42753亿元。

在此基础上，明门集团还设立了中国残基会明门慈善基金，捐赠现金3544.8万元，开展了多个残疾方面的公益项目，一个物资捐赠类项目正在逐步发展为培育助残公益的枢纽。

初心：一个家庭的宏愿

据中国残基会秘书长张雁华介绍，“阳光伴我行”项目的设立源于明门集团董事长郑钦明一家的特殊经历。

郑钦明的二女儿雅文在不到1岁的时候就听不到声音，经历了去各个国家检查之后，找到了植入人工耳蜗的方法，并通过采用国外的语言训练方法“听觉口语法”恢复了语言能力。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使用听觉口语法，减少听障儿童的语言障碍，为了达成与夫人乔安娜一起立下的“让二十年后的台湾没有不会说话的听障儿童”的宏愿，1996年10月，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在台北成立了。

自2008年开始，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与台湾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合作，开启了中文“听觉口语法”在大陆地区的传播和推广之路。

郑钦明及明门集团由此接触到中国残基会和更多类别的残疾孩子。在这一过程中，郑钦明了解到了国内脑瘫儿童的生活现状，而其在东莞建设的代工厂恰恰有一款适合脑瘫儿童康复辅助治疗的轮椅。

“如果能替外国制造出这么好的用品，我们国内的小孩却没有用到，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于是郑钦明就向中国残基会提出为脑瘫儿童捐赠该款轮椅。于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残基会“阳光伴我行”正式设立实施。

实施：一个体系的奋斗

为了让捐赠的轮椅真正适合脑瘫儿童使用，明门集团根据他们的使用情况和实际需求将轮椅进行了改良。经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评估，该轮椅轻便、可伸缩，属护理型、家庭型用车。

“和一般的轮椅不一样，这款轮椅有头靠、肩带、腰靠、背带、脚踏板等，我家孩子坐的时候脖子、后背都可以挺直，不会窝胸。”来自河北的张爸爸表示，他的儿子琦琦12岁了，目前正在北京市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进行康复。

目前我国脑瘫患者达600万人，其中儿童占近1/3，每年还新增4~5万，如何才能让这些孩子用上这种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呢?

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项目借助中国残基会和各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联动优势，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针对性强、全流程透明规范的物资捐赠体系。

各级执行单位通过摸底调查研究确定受助对象，并将需求名单报省级项目办。“我们会通过电话、工作群通知、发文等多种方式让各市县区残联进行需求调研。”江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郭红表示。

中国残基会根据各项目点往年的项目执行情况和需求保送的材料质量汇总审核各地和机构报送的需求，将确定的需求数量报给明门集团。

明门集团根据中国残基会提供的需求数量，提供货物捐赠。物流公司直接将捐赠轮椅按照既定的分配方案运送各地枢纽机构，省市级项目办联络当地的物流公司将轮椅运送到各个基层残联或服务机构。

根据项目管理的要求，各执行单位需要在每年的指定日期之前将儿童轮椅全部发放给受助残疾儿童或家庭。

中国残基会和各级项目办每年根据项目受益残疾人名单随机抽查进行电话回访和入户走访，了解轮椅使用和捐赠流程的满意情况。

为了保证这一流程的严格实施，中国残基会研究制作了“项目年度工作包”，指导和规范各项目实施伙伴的项目操作流程，该“工具包”包括：

《受助单位执行计划单》、《中国残基会“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受助儿童信息汇总表》、《资助协议书》、《接收资助物资签收单》、《“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年度项目中期检查报告》、《“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年度项目总结报告》和《受助人对“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评价调查表》等。

通过这些工具，对轮椅捐赠从计划、执行、检查和反馈几个环节对项目进行规范化管理。

“项目已经从基础的散财式慈善进入流程化公共服务层面。在这个体系之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将分配制改为需求上报制，这样的改变使得轮椅捐赠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而有了更为灵活的回应空间，激活了地方的自主性。”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评价道。

拓展：一个方向的坚持

规范化的流程让轮椅的长期捐赠成为现实。2015年，年轮椅捐赠量首次破万，达到10140辆;2016年，轮椅捐赠达到9504辆，此后捐赠量基本稳定下来，实现了每年近10000辆轮椅在全国范围内的规模化递送。

据中国残基会秘书长张雁华介绍，十年间，项目已经陆续将残疾儿童轮椅资助给全国22个省、5个自治区及4个直辖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实现全国范围全部覆盖，近90000名贫困残疾儿童受益。

在此基础上，围绕助力残疾儿童这一方向，明门集团和中国残基会共同设立了“明门慈善基金”，截至目前，慈善基金已达3544.8万元，资助了助听类、助盲类、行业促进类和公益事业发展类四类项目。

助听类项目主要包括听觉口语法培训项目、海峡两岸听障小朋友文化交流活动、听力检测室项目、听觉口语教室标准化建设项目等。

助盲类项目包括《盲童文学》《简明特殊教育百科全书》出版项目、“儿童启明行动”项目、视障儿童随班就读教育项目、四平市盲童学校和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项目等。

行业促进类项目包括“儿童教育康复中心楼”建设项目、“中国听力论坛”项目、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援建明门集善幼儿园项目、“帮你站起来”项目、残疾人文化艺术作品出版项目、《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出版项目、2010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项目等。

公益事业发展项目包括99公益日企业配捐、脑瘫儿童滋养计划等。

“这些资助不仅有效的改变了贫困残障儿童生活状况，而且对于动员社会、传播公益理念、凝聚善的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残基会理事长王乃坤表示。

创新：更多力量的加入

随着项目的不断实施，越来越多的机构加入到项目中，项目开始联动更多的助残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体系-社会组织-企业捐赠的相互激活与协同联动。

通过调研，项目组发现，脑瘫儿童的康复费非常昂贵，很多不在国家的报销范围内，不少家庭因为无法承担巨额费用而放弃了康复。针对这一问题，项目组设计实施了脑瘫儿童滋养计划，按照每个月1500元的标准资助困难脑瘫儿童进行康复。

中国残基会以轮椅捐赠项目为支点，将轮椅的公允价值作为配捐，借助支付宝的行走捐平台，撬动社会公众的捐款。2017年5月，结合全国助残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晨光脑瘫儿童康复机构合作上线行走捐，倡导脑瘫儿童和健全孩子共融走出家门，开展线下走10公里的公益挑战赛，开启了步数捐赠和小额捐赠的大门。

2017年-2019年，线上达到1500万人次的捐赠，捐赠收入1600万元。随着项目越来越成熟，现已开通月捐。

“2018年晨光的25个孩子得到了资助，2019年得到资助的孩子达到30个，对于非北京的享受不到当地补贴政策的贫困孩子，可以说解决了大问题。”张焕霞强调。

除此之外，自2018年起，在基金会的推动下，明门集团每年拿出50万元非定向支持作为99公益日的配捐。截至2019年，项目共计支持了21家公益机构，23个公益项目。

“通过‘阳光伴我行‘项目的带动，推进了对助残公益事业的宣传与倡导，联结了更多的公众。”张雁华表示。

从和脑瘫服务机构合作到不限障别的助残社会组织，合作以轮椅捐赠为基础，中国残基会撬动了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一个助残公益的枢纽(平台)正在形成。

8月15日，深基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

■ 本报记者 皮磊

“95公益周”“99公益日”“中国慈展会”……热热闹闹的9月过去了，但热闹之余，还有很多现象值得追踪和反思。尤其对公益机构来说，在花费大力气筹人、筹钱的同时，还应考虑如何推动自身乃至行业专业化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等深层次问题。

联合，逐渐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今年慈展会期间，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等12家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的全国首个基金会行业组织——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深基会”)正式揭牌。

事实上，深基会的成立已经酝酿多时。在今年5月举行的深圳市基金会管理工作会议上，深圳多家基金会就联合发出了成立基金会行业组织的倡议。8月27日，深基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腾讯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当选为会长，知名公益人、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行甲当选为副会长兼执行会长。

作为国内第一家专门服务于基金会行业的联合型组织，深基会未来将围绕基金会合规运营、治理能力强化、核心竞争力提升三大模块展开工作，服务深圳市以及在深圳市开展工作的430多家基金会。深基会的成立也得到了很多基金会的支持和肯定，但作为打造行业新生态的一次大胆探索，深圳经验能否破解基金会发展难题?其又能否对其他地区及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借鉴意义?

基金会行业有了自己的“靠山”

深圳市创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创基金”)创立于2014年，由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十余位设计师共同发起成立。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由设计界自发组织成立的基金会，创基金以设计教育和传承为主题，致力于推动设计公益。

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公益组织，由于这种专业背景极强的基金会目前在国内还很少，对他们来说，今后如何发展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也亟待提高。

过去五年，该基金会一直尝试通过与外界交流、内部反复摸索来探索独特的发展模式。同时，基金会还尝试邀请同行、专家讲课及培训，以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这些努力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创基金秘书长秦丹枫看来，他们与行业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对基金会的期待还存在一定差距。

“我经常向同行特别是公益界前辈请教有关法律法规、理事会治理以及团队建设等问题，获益匪浅。但这种请教和学习都是个体的，针对某个具体问题，不成体系，所以有时候得到的帮助也不够全面。”秦丹枫告诉记者。

跟秦丹枫一样，很多基金会的管理者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和困惑。比起盲目地到处寻找解决方案，他们更期望有一个专业的行业组织或平台，能够在第一时间为自己答疑解惑，提供专业指导或建议。深基会的成立似乎恰逢其时。

据了解，自2009年深圳第一家基金会成立以来，深圳公益慈善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深圳拥有国家级、省级、市级基金会430余家，占全国基金会总数的十三分之一。

最近五年来，深圳基金会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40%，稳居全国前列。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多基金会的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并没有跟上增长的步伐。不少基金会缺少专业化团队，运营管理不规范，发挥作用不充分。

陈行甲表示，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基金会行业的联合型组织，深基会的工作将围绕基金会的合规运营、治理能力、创新竞争力三大模块展开。“深基会将致力于帮助深圳市基金会行业全面提升治理水平和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基金会在慈善生态链条中的资源优势，实现基金会与其他社会组织在资源流向上的有效互动，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为会员单位提供一对一专业服务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官网显示，截至8月底已有152家基金会登记成为深基会会员，141家基金会表示出参会意向。那么具体来说，这些基金会能够从中得到哪些专业服务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企业及个人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日渐提高，方式也越来越成熟，“成立基金会，以更加专业的方式参与公益”，成为很多人共同的选择。但由于缺乏专职及专业工作人员，加之对行业了解并不深入，部分基金会因此面临项目难以开展、管理混乱甚至年检不合格等现实问题，尤其在一些企业基金会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基于此，帮助基金会实现合规运营，成为深基会为会员单位提供的首要服务内容之一。

陈行甲谈道，深基会将为基金会提供年报、年检、审计、财务、法务等基础工作指导服务，为新成立或有意愿成立的基金会提供登记管理、审批备案等工作的辅导。此外，深基会还将定期为会员单位提供各类专业培训，解答基金会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疑问。“我们将配置10名工作人员，为会员单位提供一对一的指导服务。”

记者了解到，深基会还将建立基金会及其负责人的信用记录制度以及基金会行业评估制度，促进行业自律。同时，深基会也会定期发布深圳市基金会发展报告，做好同业监督和公众监督，规范行业秩序。

目前，深基会已组建三个专业委员会，包括学术委员会、国际交流合作委员会和投资顾问委员会，希望集合全国最专业的力量，共同探索提升基金会治理能力的最佳路径。

其中，学术委员会承担着基金会行业健康发展学术引领和智库支持的作用，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王名院长担任主席，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担任副主席，徐永光、陈越光、王振耀等19名行业专家学者担任委员。

国际交流合作委员会将和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合作，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基金会行业的社会创新、人才培养、善财传承等领域，用更加多元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带领深圳基金会行业走出去，由著名企业家王石担任主席。

“在基金会创新竞争力提高方面，我们将组建投资顾问委员会，牵头创立国内第一家慈善资产管理公司，推动公益和金融的创新融合。”

陈行甲告诉记者，投资顾问委员会由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担任主席，将联合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深圳高新投等金融领域知名企业共同参与，重点推动成立全国第一家慈善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探索运用现代金融手段高效运作社会慈善资产，推动基金会行业通过开展慈善信托、公益创投和社会影响力投资等方式，扩大和盘活慈善资源，实现资产的有效配置和保值增值。

探索行业发展的深圳经验

今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定位，以及“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要求。

在陈行甲看来，《意见》清晰地指明了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景和方向，“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深基会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社会创新模式”。

深圳为何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做出这样有创新价值的探索和尝试?

由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主编的深圳首本社会组织蓝皮书《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18)》显示，深圳社会组织发展呈现总量持续增长、结构日趋合理均衡的态势。

从登记数量来看，深圳市的社会组织总量从2008年的3355家，以11.79%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至2018年的10230家;每万名常住人口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从2008年的3.52个，增长到2018年的8.03个，万人社会组织拥有量居全国一线城市之首。

数位深圳社会组织负责人表示，深圳公益慈善行业的整体发展环境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政府支持，鼓励并愿意创新，政策法规比较包容;社会组织的发展更多源于民间，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和问题，自下而上进行探索;深圳是移民城市，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民众互帮互助意识比较强烈，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深基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钦焕谈道：“深圳的公益慈善行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基金会的密度比其他地区要高很多，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意识也比较超前。基金会可以看作公益慈善事业的供给侧，也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发动机，我们一直在研究有没有更精准的措施和路径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谈及对深基会的期待，秦丹枫告诉记者，深基会的成立是深圳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又一次成功探索，“未来深基会将如何通过专业服务提高基金会专业能力和行业自律，如何回应行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需求和问题，我们非常期待。”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1+X证书制度试点“老年照护”项目教学现场

■ 本报记者 王勇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见》。

《意见》提出，要以职业教育为重点抓手，提高教育对社会服务产业提质扩容的支撑能力，加快建立健全家政、养老、育幼等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支撑服务产业发展。

到2022年，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有效增强，紧缺领域相关学科专业体系进一步完善，结构进一步优化，布局进一步拓展，培养培训规模显著扩大，内涵进一步提升，教师教材教法改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深化，为社会服务产业紧缺领域培养和输送一大批层次结构合理、类型齐全、具有较高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意见》提出，要完善学科专业布局。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的动态调整机制，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目录，及时增设相关领域本专科专业。

要重点扩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模。鼓励引导有条件的职业院校积极增设护理(老年护理方向、中医护理方向)、家政服务与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智能养老服务、健康管理、中医养生保健、中医营养与食疗、助产、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幼儿保育、学前教育、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康复技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康养休闲旅游服务、健身指导与管理等社会服务产业相关专业点。

加快培养适应新业态、新模式需要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鼓励引导普通本科高校主动适应社会服务产业发展需要，设置家政学、中医康复学、中医养生学、老年医学、康复治疗学、心理学、护理学和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原则上每个省份至少有1所本科高校开设家政服务、养老服务、托育服务相关专业。

积极培养高层次管理和研发人才。加强社会服务业相关学科基础科研。支持高校通过自设家政学等二级学科，开展相关产业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促进相关交叉学科专业发展，服务以专业设备、专用工具、智能产品研发制造为支持的家政服务产业集群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相关学科领域招收培养研究生，为企业和职业院校等输送业务骨干和高层次教学科研人员。

要支持从业人员学历提升。鼓励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养老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管理人员报考攻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支持社会服务产业从业人员通过多种渠道接受职业教育，提升学历。开放大学要充分发挥办学优势，加快信息化学习资源和平台建设，探索建立面向社会服务产业从业人员的现代远程教育教学及支持服务模式。

要鼓励院校广泛开展职业培训。推动职业院校联合相关企业，促进企业职工岗位技术技能水平提升。支持职业院校发挥资源优势，重点为困难企业转岗职工、去产能分流职工和贫困劳动力等就业重点人群从事社会服务产业提供职业培训，承担“雨露计划”“巾帼家政服务培训”“家政培训提升行动”等培训任务。鼓励职业院校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开展市场化社会培训。

要健全教学标准体系。发挥标准在人才培养培训质量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持续更新并推进社会服务产业领域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等的建设和实施。推进有关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实施。指导院校贯彻落实国家教学标准，按照有关要求科学制订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要建设高质量课程教材资源。注重强化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安全意识、法治教育，有关专业课程重点向老年服务与管理、病患护理、母婴照料等领域倾斜，适度拓展心理学、医学、营养学、沟通技巧等基础知识。

要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积极招募、推动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联合社会服务产业优质企业、职业院校共同研制家政服务、养老服务、母婴照护等紧缺领域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证书，开发教材和学习资源。支持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紧缺领域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高就业创业本领，促进高质量就业。在家政服务、养老服务、托育服务等领域率先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同步探索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

要推动校企深度合作。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家政服务类、养老服务类职业院校，或与职业院校以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形式共建产业学院，合作开设相关专业，规范并加快培养专门人才。将社会服务产业紧缺领域列为校企合作重点领域，优先支持建设产教融合创新项目、职业教育校企深度合作项目等。全国建设培育100家以上产教融合型家政企业，发挥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示范企业和普惠养老重点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50家优质企业与200所有关院校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等，共建产业学院、大师工作室、协同创新平台、实习实训基地，实行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等培养模式，协同创新服务项目或开展技术研发，支持和鼓励企业承接教师实践锻炼和学生见习实习，深度参与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培训。

要鼓励学生创新创业。鼓励院校围绕“互联网+家政”“互联网+养老”“互联网+健康服务”等，建设众创空间，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创新和创业活动，做好创业项目的跟踪、指导和孵化服务，引导有条件的学生积极投入社会服务产业相关领域创业。支持鼓励相关专业学生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论证设置相关特色赛项。相关院校要根据毕业生特点，加强职业指导和就业创业服务。组织相关专业学生到养老服务等公益属性较强的社会服务机构和城乡社区、家庭等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要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在职业院校实行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以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建立健全职业院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新增相关专业课教师原则上应从具备家政、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等工作经历人员中引入和选聘。优先支持社会服务相关专业领域符合项目式、模块化教学需要的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中对相关专业予以重点推进。在“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设中向社会服务相关专业倾斜。依托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等，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师资队伍建设，支持紧缺领域人才培训。

要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引入国(境)外相关领域职业标准、课程标准和技术标准，组织30所左右院校和企业引进国际先进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体系，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开发本土化培养培训标准、方案、专业课程和教材。定期组织选派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赴国外研修访学。积极开展有关国际交流研讨活动。

■ 本报记者 王勇

9月26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行“满足人民新期待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政事业发展情况。

黄树贤表示，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70年来，民政部门围绕不同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在社会建设中的兜底性、基础性作用，有力服务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民政部门狠抓农村灾荒救济;对城市的残老孤幼、贫民给予生活救济，对游民乞丐进行收容改造;优抚烈士和军人家属，做好复员转业军人安置;指导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宣传《婚姻法》、人口调查、民工动员、行政区划、社团登记、殡葬管理等工作，民政工作在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稳固新生政权、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黄树贤介绍，目前，我国各类社会组织达到83.5万个。慈善事业从自发分散向法治化、组织化、规范化转变，2018年全国社会捐赠总额超过900亿元。

民政事业十大进展

黄树贤表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事业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和成就。

一是社会救济从临时性措施发展到制度化保障，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了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每年保障6000万左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织密兜牢了基本民生网底。

二是养老服务从面向困难老年人逐步拓展到全体老年人，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17.33万个，床位735.3万张。城乡统筹的特困人员供养制度已经全面建立。

三是儿童福利从孤儿向所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延伸，每年服务保障1400多万儿童。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006万困难残疾人和1193万重度残疾人。

四是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从强制性收容遣送转变为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平均每年救助近200万人次。

五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被确立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并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78.8%和45.7%。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总量已经突破百万，注册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1.2亿人。

六是社会组织有序发展，各类社会组织达到83.5万个。慈善事业从自发分散向法治化、组织化、规范化转变，2018年全国社会捐赠总额超过900亿元。

七是行政区划结构体系不断优化，界线勘界和两轮全国地名普查圆满完成。

八是婚姻登记管理不断规范，近年来平均每年办理婚姻登记1400万对左右。

九是殡葬改革持续深化，全国火化率达到50.5%，惠民殡葬制度普遍建立。

十是党对民政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央批准民政部新设了养老服务司、儿童福利司、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民政部门的职能得到了强化。民政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并加以巩固。

养老服务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据黄树贤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和跨越式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我们建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特别是近年来，针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比较强烈的情况，不断地扩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改革试点，针对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扩大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优化了养老服务供给。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2.99万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4.34万个，养老服务床位合计735.3万张。其中，超过50%的养老机构和近40%的养老床位由社会力量举办，实现了从政府为主向政府、社会共同发展养老服务的重要转变。

二是中国特色养老服务制度基本建立。国家颁布实施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连续多年将养老服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列入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中央层面先后出台加快发展养老服务、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推进医养结合等多项政策性文件，今年国务院还专门出台了解决养老服务发展堵点痛点问题、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等政策性措施，着力破除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我们还将符合条件的1500万和400万困难老年人分别纳入了最低保障的范围和政府供养范围。高龄津贴制度和经济困难老年人的服务补贴、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制度基本实现了省级全覆盖，已经惠及了近3600万老年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就医、公共交通、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照顾服务措施也广泛实施。

三是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的重要指示精神，连续四年开展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的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投入的力度，全面整治各种养老服务风险隐患，努力让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先后颁布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等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用制度和标准保障养老服务质量。我们还大力发展面向失能老年人的康复辅具产业，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黄树贤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主要是要进一步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鼓励发展养老事业，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据黄树贤介绍，这个体系就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居家为基础”就是居家是养老的重点。“社区为依托”是指社区是老人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机构为补充”，因为到机构里面去的，一方面是有些特困老人、困难老人，另一方面是有些失能、半失能老人，还有一些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的老人。所以一定要把机构建设好、管理好。“医养相结合”，主要是老年人相对来说，生病的多一点，有的病重一些，医养结合十分重要。

民政部还将通过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扩大养老服务供给。目前养老服务的供给还不能完全顺应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所以，还要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养老服务。还要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养老服务安全、可靠。

近日，中南集团“一厘米温暖”云南公益行携手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和江苏中南慈善基金会，走进云南省文山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中南江东希望小学，捐赠价值40余万元物资的同时，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小小运动会和一堂堂精彩的公益支教课，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南特色的公益道路。

传统的扶贫主要是从经济物质上进行扶助，而贫困地区要改变面貌，既要从经济上给予资助，更需要加强文化扶持的力度。与物质层面的资助相比，精神上的收获更为持久，影响也最为深远。面对距离和文化的阻隔，文化扶持怎样才能真正让山区的孩子共享时代发展的成果?

在践行公益事业的同时，中南置地从自己做起，以自己的方式开拓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公益道路。

关注心灵给养

在公益践行上，中南置地不断开拓视野，不仅是物质提供者，更是公益精神的参与者和传播机构，凭借自身的企业影响力，不断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

作为文化扶持类公益活动，中南置地“一厘米温暖”活动已经连续做了三年。除了扎实的坚持，初心一直很明确。中南相信：书籍的厚度大约是“一厘米”，但它所传递出的温暖却能打动无数人。中南并未选择传统的邮寄捐书方式，而是组成公益团队，到贫困地区学校现场互动，分享有温度的知识与情感。

始建于1946年的中南江东希望小学，坐落于云南省文山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八布乡。这里靠近边境，邻近越战时的老山战场，崇山峻岭将现代文明阻隔在外。中南江东希望小学的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约一半是少数民族学生，这里既是学校，也是200多个孩子常年吃住生活的家。

2012年，由于过去的校舍过于陈旧，中南集团捐资160万元援建中南江东希望小学。9月16日，中南重返故地，以一厘米温暖再次点亮知识的光芒。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一厘米温暖云南行根据孩子们的生活所需，捐赠了价值40余万元的物资，并当面送到孩子手中。

联动各方力量

新时代的公益同样需要模式的创新，跨界合作是一种全新的思路。中南通过和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及媒体力量的合作，广泛利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扩大了公益声量与影响力。

这次活动中，中南联动上海长宁消防救援支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高校教师、中南珂缔缘球员、全国多家媒体及自媒体等社会力量，为江东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欢乐的小小运动会和一堂堂精彩的公益支教课。

小小运动会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带来了积极乐观、勇敢协作的精神和健康运动的理念。

支教课堂上，上海长宁消防救援支队应磊鸣警官带来生动的消防安全教育课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两位老师和媒体老师们，也带来了关于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精彩分享。城市的多彩和文化的多样，就这样通过一堂堂课程传递给了孩子们。

通过不断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投入公益事业，以及持续的公益方式创新，“一厘米温暖”云南行也获得了学校及当地教育局等一行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教育局长侯永明表示：“中南集团的无私捐赠，是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江东小学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回报中南集团的爱心善举。”

践行公益创新

相比一个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在公益参与方面，中南坚持公益一定要让人人都参与其中，且对个人都有价值可言。

近年来，“一厘米温暖”“安全斑马线”“橙色总动员”“黄金四分钟”四大公益不断融合，从集团到各区域，从中南自身开始，不断带动身边力量，将美好与温暖带到全国各地。

在中南置地所打造的“健康TED社区”中，也强调与业主一起践行公益事业，获得精神的健康。一厘米温暖活动中，中南各区域公司组织业主共同参与，许多业主也借此机会，走上了公益的道路。在中南，公益已经从企业行为演变成了社会共建行为。

坚持以文化立基，以共同的理念、价值观为导向，让中南公益渐渐显露出独特而持久的生命力。

本次云南公益行，是中南在公益道路上的又一次身体力行。在政府、高校、企业、媒体的多方努力下，公益已经变得越来越美好。中南的特色公益之路，正是在传统公益的基础上，通过创新理念的加入，让公益事业变得更具活力。未来，也期待中南持续发力，为公益事业开展更多有益的尝试。(徐辉)

“0薪酬”招募合伙人，有人报名吗?9月底，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正能量合伙人”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志同道合的公益伙伴，共同为善意发声，传播和弘扬正能量。

仅半个多月时间，正能量合伙人项目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余份报名表，远超预期。10月11日，由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主办，主题为“讲述中国民间故事”的正能量合伙人公益研讨会在杭州召开，近百家媒体齐聚西子湖畔，共同见证首批240组“正能量合伙人”的发布。

为善发声

让好事行达千里

本次公益研讨会的主题是“讲述中国民间故事”，聚焦民间小人物的正能量故事，共同探讨当前社会环境下，社会正能量的传播和弘扬。

据统计，六年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共奖励了6800余名做不凡事的普通人。

“天天正能量奖励的大都是来自民间的小人物，他们的行为也大都很平凡很平常，属于典型的民间故事。”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开放平台总监王崇和说，民间故事是朴素的，原汁原味的，但这样的故事却往往具有润物细无声的化育力量，“在天天正能量成立之初，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民间，把奖励和活动定位于百姓生活和日常行为。我们认为，人心的唤醒和改变，需要自上而下的倡导和推动，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浸润和培育。”

王崇和说，天天正能量奖励的6800多个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义不容辞，一类是情不容已。在社会需要的时候，在他人遇到危难的时候，在许多人都畏缩不前等待观望的时候，有些人挺身而出，表现出舍我其谁的精神和勇气，这是“义不容辞”;而有些事情不做可能没有人会责怪，做了可能也无法引起别人的关注和赞美，但有些人不忍心，良心上过不去，于是去做了一些事，这是“情不容已”。“也许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然而正是在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美好。如果说义不容辞是出于责任和担当，那么情不容已体现的就是善良和情怀。当然，这两者更多时候重合存在。”他说。

研讨会现场，天天正能量特别邀请了两位“正能量获奖者”参会，分别是来自四川广元的吴国元和来自浙江温州的最美环卫工李翠兰，他们所做的事很日常，但都“情不容已”：吴国元坚持每天用一根背带系牢92岁的母亲，背着老人下楼散步;李翠兰在清洁城市道路的同时，随手收集了50多把旧伞，在雨天转送给有需要的人。

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表示，与会的两位正能量获奖者，他们做的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事，但却并不是人人会去做，人人能坚持的事。正是这种发乎内心的坚持，体现了正能量的民间性，以及普通人身上朴素而温馨的正能量形态。

“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大张旗鼓’对各种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乃至有益于个人身心成长的行为和举动进行奖励。”王崇和说，虽然六年前项目成立时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我们还是坚持去做，因为这些奖励不仅仅局限于对个人行为的肯定，更注重的是社会价值的传播。“我们希望通过奖励，形成一种氛围，创造一种导向，让身处多元化时代的人们，明白真善美，珍惜真善美，坚守真善美，让一个人的行为打动更多人的心灵，让一个人的举动引起一群人的响应，让好事行达千里。”

“正能量合伙人”

招募将持续进行

会上，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总监王崇和与合伙人代表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杭州公交集团28路驾驶员孔胜东共同启动“正能量合伙人”计划，同时，“正能量合伙人”宣言发布，标志着“正能量合伙人”项目的正式落地。即日起，他们将开始行使权益，发现和传播正能量，参与公益活动落地执行，创新电商公益品牌升级。

经过前期招募、评估，全国共240组个人和团体成为首批正能量合伙人，其中个体合伙人223位，团队类合伙人17个，首批正能量合伙人名单，可在“天天正能量”微信公众号中回复“省份+合伙人”查看。

据统计，首批正能量合伙人覆盖32个不同的职业，包括公益人、媒体人、警察、教师、公务员、公交司机等，其中有18位获得过国家级好人、道德荣誉，40多位获得过省级荣誉。他们是活跃在环保、助学、助老等各个领域的“公益老兵”，涉及160多个公益组织机构，主导、发起的公益项目逾1000个，惠及人数超百万人。

同时，他们中有长期关注和践行公益事业、传播正能量的退休老人，也有踏入职场不久、坚定公益理想的社会新鲜人。其中，90后合伙人有23名，年轻的他们已经成为各自地区的公益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有28位天天正能量的“老朋友”，是天天正能量平台上的获奖者，继续与天天正能量一起弘扬真善美、倡导人人公益。

此外，17个团队类合伙人组织覆盖助医助学、助残助困、抗震救灾、环保等公益领域，平均成立时长10年以上，平均注册志愿者超2000人。

首批“正能量合伙人”的招募评估，天天正能量团队跟各地媒体经历了艰难的抉择过程。据统计，自9月23日“正能量合伙人”计划发布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范围内的5000余份申请表，报名者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34个城市，包括偏远的村小和村淘服务站。“报名人数远超预期。”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魏广明表示。

申请者年龄跨度大，有小学生，也有耄耋老人;申请者职业范围分布广，既有律师、警察、医生、公务员，也有媒体人、退伍军人、大学老师、出租车司机， “他们虽然年龄不同，职业各异，有着不同经历，但他们都对公益、对正能量有着共同的期待和初心。”魏广明说，关注度的提高体现出整个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公益，关注正能量，这也成为我们一直坚持挖掘和传播正能量的动力。

此外，在所有的报名者中，有超过500名申请者是天天正能量的“老朋友”，他们中有正能量获奖者、最美家乡人获奖者，也有常年热心公益的正能量志愿者，还有参与到江河卫士、益起过中秋等公益活动的社会爱心人士。

“我们希望把正能量的决定权进一步交给公众。天天正能量将跟责任媒体、正能量合伙人及社会各界一起寻找、孵化更多接地气、有前瞻性的创新公益项目。”魏广明表示，对于合伙人权益细则、合伙人执行规范等详细内容，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联合全国百家媒体共同商定，择期进行公布。

根据“正能量合伙人”计划，合伙人的招募将持续进行，欢迎有责任、有担当、有爱心的人士加入并成为“合伙人”。招募对象包括但不仅限于媒体界、公益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大V也可以进行自荐。

(高文兴)

“家乡与社区”课让学生发现身边之美、家乡之美、社区之美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拿着葫芦丝的欧阳江岷站在台上镇定自若，一曲独奏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此时，这个来自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小学的学生俨然成了全场焦点。这是国庆前夕，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梦想大篷车——苏宁号’走进奉节县的一幕。

一年前的欧阳江岷，还总因登台而胆怯，但在学校引入公益机构与真爱梦想开设的一门梦想课程后，他的改变从此开始。

如今，梦想课已在奉节县当地30所学校开设，课程依托的展现场景梦想中心(教室)也建立起30所，让众多像欧阳江岷一样的学生因此受益。与此同时，公益机构在寻找合作伙伴和合作方式上也逐渐突破，撬动更多资源参与，并为携手伙伴赋能成为一种合作的标配。

眼下，又有两所以多元协作方式筹建的梦想中心在积极筹建中。”

魔力“脐橙”的筑梦者

重庆市奉节县盛产脐橙，艳丽橙红而果大，早已成为一张地方特色名片。奉节县大多数人家也都有着种植脐橙脱贫致富的经历。

欧阳江岷一家在当地经营着脐橙生意，他向父母告知捐一箱脐橙就能帮助学校建立一所梦想中心，这一提议立刻得到父母的支持。

每年11月是当地脐橙丰收的季节，而获得一箱捐赠的脐橙需要他与父母一起参与到脐橙的栽培、种植、收割等劳动的全过程中。对此，欧阳江岷乐此不疲。

再过一个月左右，欧阳江岷家的奉节脐橙就将获得丰收，由他亲自参与耕种的脐橙将会捐赠给学校，他也将因此成为建设梦想中心的筑梦者。

欧阳江岷的“积极”则全来自于公益机构真爱梦想在当地学校开设的名为“家乡与社区”的课程，这成了他与其他同学参与劳动种植与公益捐赠的助推剂。

2019年，这门名为“家乡与社区”的课程被合作伙伴苏宁冠名，旨在培养学生认识自我、认识家乡、认识社区，寻找美食、美景、非遗等内容，让学生发现身边之美、家乡之美、社区之美，增强自信为家乡代言。

按照课程要求，欧阳江岷为筹建梦想中心捐赠这箱脐橙，需要他通过制作海报、视频、文字等多媒体的方式参与互联网传播，从而将脐橙的售出所得进行捐赠。

重庆市奉节县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熊鹏表示，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教育仍有增加空间，“家乡与社区”课程的开设将提高学生对于家乡、社区的自我认知。另外，课程理念浸润着热爱家乡的概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找出家乡之美推荐出去，分享给远方的朋友，让学生在发现美中参与。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牛晓表示：“真爱梦想提倡学得好，而不是上好学。让学生发现身边之美、家乡之美、社区之美，提高自我认知，这才是最大的自信。”

根据测算，建立一所梦想中心所需资金为20万元，按照40元/箱计算，卖出5000箱即可筹建。从买种、摘种、包装、售出，这一流程计算，按照当地脐橙的包装标准，每箱重量约为20斤，3.5元/斤，总计70元，对于捐赠学生家庭来说，一箱脐橙捐赠成本即为70元就能完成个人捐建梦想中心的参与要求。

“通过电商平台，公众购买到一箱脐橙就认识到一个奉节小孩，体验式公益很相关，网友、公众希望通过一个体验式场景参与公益，并非直接捐赠钱款，这是公益再为伙伴赋能。”牛晓说。

99公益日扮演助攻者

2016年起，真爱梦想开始推行配捐筹建梦想中心策略。由真爱梦想出资一部分，邀请政府或企业单位参与配捐一部分，共同完成梦想中心建设。这一举措形成了很好的政社互动，也调动起多元力量的参与性。

2019年，真爱梦想在奉节地区同样实施了配捐政策，一所20万元的梦想中心，真爱梦想出资10万元，当地教育部门表态配捐5万元，还有5万元空间留给筹建学校自筹。

夏智梅是奉节县香山小学教师，曾经有过参与乡村支教和99公益日的经历。当她获知此配捐消息后，感觉到筹建梦想中心的机会来了。

夏智梅说，作为奉节县的一名教师，2015年过下乡扶过贫，农村孩子需要改变的面貌令她记忆犹新。在2012年至2016年的5年间，自己也见证了多所梦想中心在全县相继落地后给学生和老师们带来的改变。2018年通过同伴的分享又首次接触到99公益日，通过动员同事、家长参与完成数千元的捐赠，这让她看到网络慈善改变中国的力量。

2019年，学校派她前往成都参与“99公益日”培训，让她再次看到网络慈善深入中国各个阶层的力量，坚定了通过网络筹款完成梦想中心筹建的决心。

2011年，真爱梦想尝试推出教师沙龙自治组织，由教育局作为顾问，基金会提供日常运营费用，让老师自己管理沙龙组织，实现课程分享交流，并带动周边学校开设梦想课程。夏智梅被学校推选出作为秘书长。

当前，奉节全县中、小学校共计有170多所，梦想中心只在小学阶段建立有30所，中学还尚未开展梦想课程。而作为夏智梅曾经的同学现任当地中学的教师们也看到了梦想中心给带来变化，听说配捐一事后，都纷纷加入，帮助夏智梅筹款。

有了这些“后盾”，夏智梅将通过99公益日筹款参与梦想中心配捐筹建的想法向教育局作了汇报，没想到教育局大为支持，原定通过筹建学校自行筹款的参与方式被教育局建议发动全县已有的30所梦想中心学校共同参与。校方还特意配备电脑和打印设备，这让夏智梅看到了校方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她筹款成功的信心。

因有着基金会和教育局的资助计划，20万元一所的梦想中心，还剩下5万元的配捐空间。很快，夏智梅将5万元的配捐目标上线99公益日。

8月26日，拿着教育局给的学校联系名单，夏智梅通过微信朋友圈分发链接、手把手教学、案例分享等手段进做起了筹款动员。

然而，万事开头难，筹款进展并非想象那样顺利。

9月7日，99公益日首日，仅筹得2000多元成绩的夏智梅陷入了思考，这离设定的5万元筹款目标相差甚远。9月8日，她调整了筹款策略，鉴于每日上午集中的配捐，夏智梅发动队伍加大上午捐赠力度和频次以获得多次配捐。

功夫不负有心人。8日结束后战绩提升不少，筹款额已突破1万元。筹款策略的调整引发捐赠热情涌现，但只剩最后一日的99公益日离5万元的筹款目标仍有差距。夏智梅也因此内心焦急万分，在盼望着奇迹出现的同时，再次向伙伴们发起了募款邀约。

此时，夏智梅所在学校的校长也积极加入到筹款队伍中，并通过个人朋友圈倡议老师及好友捐赠。

夏智梅说，校长的募捐留言着实打动了很多人。“我们平常帮别人，今天我们帮一帮自己。”校长的发力无疑成为夏智梅筹款的强心剂，很快老师、学生、家长纷纷加入到筹款之中，各自转发分享再次募款。

最终，99公益日的最后一日成功募得5.7万元，超额完成了5万元的募款目标，而一所新的梦想中心也即将建成。

“公益3.0”的赋能者

素养教育的步伐一路驰骋，合作方式的优化有序演进。

2011年，真爱梦想与苏宁展开首次合作相继修建了“阳光梦想中心”教室160多所，在拥有移动“超能力”后变身为大篷车“蓬蓬”，特色教育也相继开展。从“素养教育西部行”“素养教育丝路行”“素养教育公益新长征”到“素养教育边疆行”，四年间“篷篷”梦想大篷车已经走过了18个省、58个城市，累计行程达到10万公里，停靠68所学校，超过10万名学生与大篷车有过亲密接触。

截至目前，奉节县教育局与真爱梦想已有9年的合作经历，在奉节全县小学阶段已建成30所梦想中心，正在筹建的2所，配捐方式分别由真爱梦想出资、教育局配捐、学生脐橙捐赠和学校参与99公益日筹款配捐共建。

2011年，甘肃会宁县和真爱梦想采用1:1配资模式，教育局出资300万元，用3年时间，在全县新建60所梦想中心，采购梦想课程并纳入县教育刚要。这种模式让教育局由过去单方面的受助者，变成出资人和主导者。

在1:1配资模式出现后，还出现了教育局、学校与真爱梦想联合出资，及学校全额出资、仅由真爱梦想提供后续服务的模式。

2009年，真爱梦想首次走进奉节县，这样的合作一干就是9年，并延续至今。当时，该县的首所梦想中心由县委宣传部引入，辽宁小学成为全县第一所拥有梦想中心的学校。熊鹏回忆道，那时的梦想中心筹建基本有两种模式，1:1或1:0。辽宁小学建设资金全部由基金会提供。第二所梦想中心学校甲高小学同样享受着1:0模式，及基金会全额资助。而到了第三所梦想中心建设学校，规则发生变化，基金会对受益者的参与性提出要求。

此时，熊鹏正在担任奉节县白马小学校长，通过辽宁小学引荐熊鹏决定筹建梦想中心。

“当时，基金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需要将梦想中心与教育局联系起来筹建;第二，如果能发动当地4所学校来参与筹建，你的这所学校梦想中心基金会将全额出资。”熊鹏说，“这种模式在那一刻就开始调动起校方参与的积极性，要想建设梦想中心，除了基金会外，学校还得动员其他力量共同参与，这样学校有了主动权。”

牛晓表示，真爱梦想与合作伙伴的配资筹建梦想中心实际上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公益1.0基金会全额出资、公益2.0基金会与政府1:1配资;公益3.0平台化赋能。

基金会筹款来源于公募，邀请教育局、学校、家长进行配捐共同参与，形成了“互联网筹款+基金会+企业+政府(教育局购买)”的公益3.0多元模式。

“让公众参与，首先要看在服务上给到的产品是不是能让公众满意;其次，要与公众日常的生活相关。”牛晓说，“在捐脐橙筹建梦想中心的案例中，对于家长来说只要捐赠一箱脐橙自己的孩子就能收益，这就是公益产品与公众参与的生活能动体现。”

牛晓表示，真爱梦想公益3.0模式中有个重要观点叫做“赋能”。

“原来都是我在干，但现在咱俩一块干。当机构赋能一个行业之时，整个行业的力量对于公益的影响是巨大的，公益推动社会进步靠的全民参与。”牛晓说。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捐款建设的青海省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的现代化教学楼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最具代表性的筹款活动——一年一度的慈善酒宴

 奠基仪式

■ 见习记者 隋福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需要党中央的总体规划，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推动。

莲花县位于江西省西部，四周山岭环绕，“七分半山、一分半田、一分水面和庄园”是对莲花地貌轮廓的总体概括。这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湘赣革命根据地老区，也曾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罗霄山片区特困县。

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过程中，莲花县经济基础差，发展底子薄，在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及三农等领域均需要不同程度的助力和提升。

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观察与调研，2019年9月23日，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发起、《公益时报》社主办、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主要支持的莲花县坊楼镇屋场村“八石里洲上”项目开工奠基仪式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秘书长赵冠军、香港赛马会内地会员事务总监郑远成以及莲花县县委副书记陈鲁南、县民政局局长彭金强、坊楼镇镇长周小兵等人出席。

“八石里洲上”坐落于屋场村西北部，距离村庄约250米。这里荒闲几十年，受地势影响，一旦发生洪水，周围水田容易受灾，严重影响村民的收成和生活。但与此同时，“八石里洲上”河水清凉，生态环境优美，是休闲观光旅游的优良场地。

因此，针对当地的现实需求，“八石里洲上”生态修复项目提上议程。该项目包括修筑堤岸、水流围堰、水坝建设、河床清理、道路建设、桥梁修建等多项工程，力图将“八石里洲上”打造为一个集防洪、生态、观光旅游、渔业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湿地。

莲花县县委副书记陈鲁南表示：“此次‘八石里洲上’生态修复项目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不仅有助于减少洪涝灾害，改善农村生产环境，而且有利于区域环境整体提升，为下一步发展乡村旅游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香港赛马会内地会员事务总监郑远成对项目的启动表示祝福。他认为，“八石里洲上”生态修复项目具有多重价值。“在祖国70周年之际，开展的这个项目，不仅紧紧围绕党中央脱贫攻坚总规划，而且能够带来经济效益，让当地居民过上更美好生活。我们希望通过点滴善举引导和影响更多社会贤达投身到公益事业中来，将爱心不断传递。”郑远成说。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秘书长赵冠军则从“不忘初心”的角度向本次项目的所有支持方表示感谢。他坦言：“中国公益事业的边界不断拓展，从帮助、救助到发展，从单一的医疗、教育向文化、生态等多元领域扩展，从传统的资助向参与社区治理迈进。今日的生态修复项目便是一个见证。‘八石里洲上’项目的启动离不开每一位当地领导及群众勤劳务实、渴望发展的‘初心’。而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十几年如一日支持公益事业，不忘初心，促成了项目的最终‘面世’。”

诠释企业社会责任

“八石里洲上”项目是屋场村精准扶贫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

2015年，为指导脱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其中指出，脱贫攻坚战需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

“八石里洲上”项目的顺利落地便体现了社会力量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资源联动及精准对接作用。

据了解，为援助莲花县实现精准脱贫，基于当地切实需求，北京香港马会会所联合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为“八石里洲上”项目注资100万元。二者分别作为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携手为脱贫攻坚事业添油助力。

“八石里洲上”项目的资金来源于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最具代表性的筹款活动——一年一度的慈善酒宴。2008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携手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益时报》社联合举办慈善酒宴。每年深秋，在颇具正义感的骑士文化感召下，一批爱心会员及热心公益的社会企业家相聚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并在会所带领下，共同为公益项目筹款。11年来，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共筹善款千万元，为急需援助地区的民生、教育及疾病救助做出贡献。

2008年，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汶川地震之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极大地唤醒了民众的社会责任感。那时，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刚刚开业便立即投入救灾相关的慈善项目。9月20日，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举办首届慈善拍卖酒宴，为地震灾区的孤残儿童筹得170万元善款。

2011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开始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合作。多年来，在爱心会员的支持下，共捐赠314万元，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成20所梦想中心，帮助近万名儿童享受到优质的素养教育课程。

2013年6月至7月，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举办闲置物品回收活动，通过会员，筹集学习用品、衣服、书籍等，捐赠给湖北省宜昌土家族自治县山区儿童。

2013年，北京香港马会会所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益时报》社共同发起“鄂西巴楚风情公益行”活动。活动启动以来，马会会员及义工队先后前往湖北西部山区，累计送去价值数百万元的教学用具及生活物资。

2015年，三方继续合作发起百人公益行活动，先后抵达西宁、海南、果洛、黄南、海北等市州，全长近2000公里。行程中，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对当地孤残儿童、养老、教育等多个公益领域进行深入探访，并捐款382万元帮助青海省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捐建校舍及现代化教学楼。

2017年7月，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再次携手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开展亲子公益夏令营活动。夏令营以家庭为单位，以梦想课程和亲子体验活动为载体，帮助营员们了解公益项目与一线基础教育的现状，并培养孩子的爱心。目前，亲子公益夏令营已进行三届，先后走过长白山、江西的上饶与南昌以及甘肃敦煌。

2018年，在广大会员的支持下，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捐款210万元为石家庄市赞皇县白壁小学重建综合教学楼。新建综合教学楼为三层，总面积为1500平方米，设有标准教室9间、教办室6间、功能室6间，为孩子们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及多样的学习体验。

此外，北京香港马会会所还持续关注孤残儿童，帮助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的自闭症儿童在会所开展复活节彩蛋慈善义卖活动，为孩子们开展绘画等艺术课程募集善款;捐建端村小学的风雨操场项目，开展德育教育;走进四川、陕西、西藏，内蒙古、吉林、河北等地，为近10万人次进行了筛查、诊疗和救治，捐款捐药2000多万元，先后为近千名儿童进行了免费先心病手术。在北京香港马会会所的号召下，会所义工队也经常关爱天使之家的孤残儿童，践行公益，传递爱心。

独到的经营模式

作为全球十大慈善捐助机构之一的香港赛马会于1884年成立，是致力建设更美好社会的世界级赛马机构，透过其综合营运模式将所有盈余回馈社会，在香港赢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慈善和公益是马会在香港综合运营模式中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马会始终坚持独特的非牟利模式经营。马会没有股东，也不设分红，所有盈余均悉数回馈社会，拨捐善款。

自1915年做出首笔慈善捐款起，马会一直通过业务运作及慈善信托基金捐款创造经济及社会价值。在渐渐拉长的时间轴上，马会从战后兴建学校、诊所以解决社会切实需求，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改善市民生活质量。马会用行动回馈整个社会，也影响着自己的会员及民众。

今年，香港赛马会全新推出了“聚贤策马传贵雅”的会员价值主张，并佐以象征马运的“伯乐群英”、象征精致生活的“至尊社交”及象征回馈社会的“社会贤达”三大主题。这不仅蕴含了马会对世界级赛马运动的无限热忱，更体现了对反哺社会的一贯坚持。

回馈社会，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更是马会会员独特价值观的体现。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是香港以外唯一一间香港赛马会品牌之下的会员制会所，在彰显自己独特之处的同时，也是香港赛马会传统在内地的重要延续，多年来一直积极开展多项公益活动。

百年马会，骑士本色。秉承着马会的慈善传统，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将自己的公益事业延展至大江南北，更将“骑士精神”扎根在每个会员心中。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有资金找项目，有项目缺资金。这句资本界曾经的流行语，如今在慈善界也频频出现。

近几年间，类慈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推出的慈善项目层出不穷，但大病求助患者却依然显得无奈。需求与资源的错位，时常影响着救助与求助双方的信心，让两者原本应该高度吻合的结合变得陌生和疏离。

互联网时代，以大病筹款为代表的线上大病救助平台大量涌现，给大病救助个人救助者带来便捷的途径。但发展中也时常面临信息不能核实或不具核实途径，出现问题遭公众诟病。

如今，这一现状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商业机构从独立走向联合，从审慎走向开放，打通信息共享通道已成为关键。

新时代的中国大病救助应该如何联合构建，考验着各方参与者的智慧和胆识。

大病救助1.0时代

政府与社会力量救助试水

当前，我国虽已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95%的人口。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数据显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仍高达44.1%，而且比例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将长期存在。

回望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大病救助经历过1.0、2.0、3.0的不同时代，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教训。如今，平台扩大开放，信息共享建设，救治精准施策，资源高效利用，已逐渐形成公众共识的基础。

一场中国大病救助平台需求与资源对接的信息“突围战”正式打响。

王振耀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15年前，还在民政部任职的他就着手推动中国大病救助工作，但当时全国医疗救助经费总共才几个亿，医疗保险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也未起步，仅是讨论社会救助层面就有太多问题摆在了眼前。

“推动中国大病救助，这是我的梦想!”15年后王振耀回忆起当初。

2001年，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在推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和“应保尽保”的实现后，开始推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和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建设。

2004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试点建设。此时，仅有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和浙江、广东2省，且维持了较长时间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陆续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2008年9月，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提出要建立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理论。

2011年7月1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此时，在推行农村低保全面铺开中，王振耀发现农村大病救助是个“老大难”。鉴于国家财力有限，很多制度也未跟上，解决大病救助，只能是将已发现的病源信息给到当地民政部门，希望在救济上有所倾斜帮助救治。再则，发动民间力量通过捐赠方式帮助大病群体。

当时，迫于社会条件十分有限，大病救助显然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

“当时，政府财力和民间捐赠热情都较为有限，开展农村大病救助工作并不顺利，政府也没有包办救助的实力。只能把大病救助信息给到民政部门希望在救助时得到倾斜，并向社会贤达发起捐款倡议，帮助农村大病患者。”王振耀说。

2007年2月，万达集团带头向民政部捐助500万元，成立了全国首支应急救助基金，用于救助贫困大病患者。

“当时，民政系统的经费很是紧张，政府公共职能又不能转移，通过这种方式希望政府知道哪些地方存在大病救助信息，在救济上做到适当倾斜，不让患者太受苦，这并非要求政府完全包揽。”王振耀说道。

“有求必应。”王振耀借用佛教当中的一句话说道，“有求必应用到政府工作机制中，与慈善界人士联合进行大病救助，但政府当时财力有限，使得民间联动效果一般，当时的想法其实很原始。”

怀揣着“最原始的想法”，王振耀开始在行动上发力。

王振耀最开始找到企业希望联合，但效果不佳。此时，从企业高管转做全职公益人的天使妈妈发起人之一邱莉莉希望能够加入，从动员社会力量的角度推动大病救助。邱莉莉动员医生、医院加入，最后推出一部热线9958，让民间来跟政府合作，有大病信息就联合行动，建立联动机制，形成一键电话接通有求必应的效果。

“那个年代，政府与社会力量展开合作，爱心人士、医生共同救助大病，政府与民间合作就是大病救助1.0时代。”王振耀说。

大病救助2.0时代 国家级大病救助平台建立

早年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开始在白血病等救助工作领域试水，其成绩有目共睹，但项目更多面向儿童，有着一定局限性。

而其他的一些国家级社会组织也纷纷在为大病救助探路。

宋宏云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工作中为了项目实施精准他经常需要入户调研。

2016年，宋宏云带队下基层进行健康扶贫调研，在与当地干部的对话中，宋宏云发现了大病救助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想法。

“大病救助有没有相关政策?”宋宏云问道。

“有政策!”当地干部答。

“什么时候能拿到救助款?”宋宏云又问道。

“一年、两年、三年，得看财政啥时候有钱。”干部又答道。

而对大病患者调研时，更让他看到了社会救助需求的迫切。

“孩子得了白血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就有专门救助白血病的项目，为什么不去救治?”宋宏云问。

“不知道这样的好项目。”患者答。

宋宏云坦言：“救助机构在找患者，患者在找救助机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造成患者求助时的盲目，救助资源也因为得不到患者的需求信息，造成资源上的浪费。”

需求与资源的错位让宋宏云决心进行“改良”。在他的推进下，名为中国大病社会救助的平台开始筹建。

平台成立的消息一经发布，引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妈妈等诸多社会组织入驻。一时间约有66家机构入驻平台进行联合救助，各个机构都带来自身的特色救助项目，加起来种类有百余种。

“当时，我们给每个机构都发出了通知函，没想到得到了66家机构的大力支持，有的还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宋宏云说。

宋宏云说，当时想法很简单，平台搭建起来后能实现信息互通，让大病救助者通过平台检索信息一目了然，减少大病救急的成本。

随后，平台动员专家、学者、志愿者开始从纵、横层面对国家政策进行梳理，寻找政策支撑。纵向：国家、省、市三级;横向：卫健委、财政部、民政部、残联、妇联等13个部委单位;并召集北京大学医学部师、生志愿者参与。最终，7000多条政策被放置于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上，并按照“新农合”标准，梳理出其中22种大病，平台将其全部囊括救助。

“政策层面，老百姓患乳腺癌知道找妇联。机构层面，在平台检索白血病就能看到各种机构推出的救助项目。平台就是要让资源优化配置，从而进行最大的匹配。”宋宏云说。

平台的建立对于需求与资源的两端进行着优化配置，构建出三大通道。第一，帮助入驻救助机构通过平台集合宣传推广;第二，帮助患者在平台上找到被救助项目，达成救助目标;第三，帮助患者在平台发布个人求助信息，获得募捐资金。

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单位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受国务院委托，开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建档立卡数据库，后与中国大病救助平台进行数据共享，平台方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建档立卡户在大病救助时进行认证，并与乡村医生对接，救助时平台对无法核验的用户通过乡村医生进行系统地核实工作，保证其信息准确度。

“数据库共享就减少了社会上存在的诈捐、骗捐和重复捐案例，有效防止慈善资源的浪费，这是我们建立平台的初衷。”宋宏云说。

不过，宋宏云也坦言，平台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缺乏对项目资源的有效整合，平台上的机构联盟相对比较松散，各机构间也是竞争对手。

再投入56亿元 可初步实现全国大病兜底救助

2017年2月20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新一届理事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加盟基金会，成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王振耀之所以加盟，这与他之前在民政部任职时的职责有关。在大病救助1.0时代，他推动着大病救助信息让政府知晓，发动社会资源进行着捐赠联动。

除了一份情怀外，这些年，王振耀还带领着团队为大病救助寻找着数据支撑，为解决大病救助提供着理论基础。

葛均泊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兼慈善研究中心主任，经过他的团队测算发现，我国每年大病患者约占总人口的0.3%，2017年大体在417.02万人左右，年人均医疗费用为9.8万元，总体费用约3981.75亿元，在52,598亿元的年度卫生总费用中占比为7.57%。而年医疗费用20万元以上的极重病人初步测算为十万分之三，全国近4.5万人，按人均每年41.49万元医疗费用计算，需要医疗费用167.95亿元左右，在现行医疗保障体系下，再减掉家庭可以承担的部分，只需要再投入约56亿元即可初步实现极重病患者的兜底救助。

根据测算，除了尘肺病、器官移植或特大病需要靶向性药物治疗费用高起外，我国在特大县域人口外，中等规模县域人口花费20万元以上的极重病患者每年只有不到20人，数量并不大，通过医保报销后，不足部分社会进行救助，完全可以解决。

葛均泊团队认为，现行医疗保障和家庭承担部分可以解决一百多亿元费用，剩下再投入几十亿元就能实现极重病救助的全国兜底，用目前政府和民间存在的几百亿元医疗救助资金解决这个缺口，从理论上说完全可行，条件已经具备。

“做特大病救助就得知道特大病的量有多大，如果说海一样的量是不好救，但现在有了数据支撑和平台信息的对接，仅救急而言这件事就能够完成。大病救助平台就是希望政府、公众能发现这个点，救助的资金量并不是遥不可及。”王振耀说，“大病救助用民间力量补充政府政策的不足来应急，会形成一个非常健康健全的机制，也会成为整个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有机组成，把爱心融进去。”

“我们欢迎质疑，希望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来驳倒这个数据。”王振耀打趣道。

大病救助3.0时代

政府、社会组织、商业机构共担

由于运转良好，2017年，中国大病救助平台被纳入国家财政支持，每年由中央财政资金提供约500万元的运营维护费用。2019年，平台被国家财政预算项目库评选为优质项目，这使得平台的后续资金安排得到了有效保障。

“在平台上救助的大病不收取管理费，不靠这个收费来维持平台的运营。纳入国家财政支持，运营没有压力，但平台覆盖的救助范围不够广，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宋宏云说。

救助平台成立，经过三年运营后陆续有66家社会组织加盟，推出上百个大病救助项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认为，平台正常运营，技术无问题，但理念需升级。大病救助平台只是一个道具，应该升级成为大病救助工程，需要团结更多力量去发展。

2019年9月16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组织实施，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支持的中国大病救助工程在北京启动。

当天发布的新闻稿中写道，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大病救助工程是公益慈善领域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的一份大礼。开展大病救助工程既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步骤，又是建立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大病救助平台升级为大病救助工程，并发布了“三大计划”、“六大任务”。一是推出贫困地区联合救助计划，包含深度贫困地区大病患者救助行动和极重病联合救助行动;二是推出大病救助信息共享计划，包含大病救助政策咨询行动和大病救助信息互通行动;三是推出救助服务全面提升计划，包括救助服务链条拓展行动和网络筹款赋能行动。

而据现场参与者描述，会议当天共有政府方面国家卫健委8位司局级领导同时出席，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专门发来贺信，这无疑表明了政府对于大病救助的重视。

宋宏云说：“我们更多关注大病救助的后期，患者正常合规报销超3000元以上的自付部分基金会救助，解决因病导致的长期贫困。去年，还将城镇在内的低收入人群，无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救助范围。同时，将这部分人群的非医疗成本也纳入长期救助范围。”

按照我国现行报销体制，一旦离开县域后，报销比例越低，自付比例越高，乡村百姓看病，新农合报销70%~80%，市、省两级只有50%~60%。经过基金会测算，一次大病花费的交通、住宿、灰色支出等非医疗成本是直接医疗成本的1.5倍，而这一部分却未有任何部门纳入到救助范围之中。

宋宏云说：“接下来，基金会会关注低收入群体的非医疗成本费用，惠及百姓。”

几乎与中国大病救助平台同步，一些商业机构也早已开始在大病救助领域发力。

水滴筹是国内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将民间“互助互济”的线下行为搬到社交网络上，并通过亲友分享、移动支付等方式帮助陷入困境的大病患者及家庭更便捷地发布、传播求助信息，让赠与人也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帮扶，发挥着“救急难”的作用。

有数据表明，截至2019年9月底，水滴筹已成功为经济困难的大病患者免费筹得235亿元的医疗救助款，近2.8亿爱心人士支持了平台的救助项目，共计产生了超过7.5亿人次的爱心赠与行为。

2018年5月，水滴公益获批成为民政部指定的第二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平台通过联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全国超60家公募基金会，整合公益机构、爱心企业、媒体、爱心人士等社会资源，围绕大病救助、教育助学、扶贫救灾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

水滴公益自2018年7月上线以来，截至2019年9月底，平台筹得善款近2.8亿元。

徐憾憾是水滴公司合伙人、水滴筹·水滴公益总经理，作为水滴筹的头号员工，徐憾憾见证了整个水滴筹的发展，也共同经历和面对着一些发展中的挑战。

当前，大病求助者的关键信息(疾病、资产、保险、贫困认定等)分散在医院、政府、保险公司等各大机构，这给平台的查询核实带来难度;另外，大病求助者家庭收入、存款、房产、车辆等信息更是缺乏有效的查询途径。

“信息不互通极大影响了大病救助的效率，如能通过各方努力，构建一个高效的信息通道，那么我们离实现联合救助、精准救助就更近一了步。”徐憾憾说。

“平台就是要把难点和痛点拎出来、提出来，让大家进行对话。让万物互通互联，政府有政策、财政有支持、机构有资源、社会有需求、公众有爱心，接下来就是资源对接。”王振耀说，“这是大病救助资源的一次历史性对接。”

王振耀自己觉得，特别期待慈善界的合作，围绕信息互通动起来，大病救助让政府、社会公众、专业机构联动，卫健委、民政部、医保局各方面都很支持，医院系统参与，公益慈善界应该积极主动，联合的前提就是要信息共享。

“政府、社会组织、商业机构等形成联合机制，这是大病救助的3.0时代。”王振耀说。

未来合作之路 有分歧但更可期

中国大病工程启动仪式上，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代表与来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水滴筹、锐珂集团、友邦保险上海有限公司等机构的代表共同宣读中国大病救助工程倡议书，呼吁更多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实施中国大病救助工程的队伍中，形成广泛的联合。

宋宏云觉得，商业平台拥有大量用户群体，但与医院间信息却无法打通，这导致平台在救助患者时只能有限核实患者背后的其他信息。

宋宏云也坦言，自己运营的国家级平台与互联网募捐平台在每年募款额上相差甚远，而救助方式的差别也显而易见。

互联网平台一年募款几十亿元，国家级募款几千万元。商业机构愿意与院方合作，直接将钱打入医院，基金会更多愿意将钱交给患者。

互联网平台有着广泛的用户群体，双方在商业社会里面的融合度能达到多少?怎么保持公益的纯洁性，在商业社会里面而不被商业绑架?“商业和公益之间如何有效结合，达到多赢，最终让患者受益，需要我们共同探讨。”宋宏云说。

徐憾憾表示，期待平台间的信息互通机制早日建立，让帮扶更加精准有效，也让资金筹集更加广泛和高效。

王振耀建议，未来应该建立几个民间和社会合作性质的医疗社工服务体系。第一步实现信息对接，但因涉及隐私又不能简单开放，在需要大病患者求助之时，不公开但又不绝对保密，先建立起这样一套机制。医疗社工今后能够对这些事情进行协调。

王振耀认为，机构还是得跟医院合作。医院的困难就是患者的困难。院方因患者诊疗经费短缺，怕因先行诊疗后收不回费用，形成压力，这时爱心救助帮到患者也就帮到了医院。”

“我们可以实验实验、犯点错误、找点矛盾。未来如果政府能够接盘当然是好事，如果不能，大家的爱心就可以来帮忙，让政府、社会、爱心人士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中国大病救助平台的目标应该是这样。”王振耀说。

据悉，不久后，中国大病救助工程将与一批社会性机构再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让平台发展驶入“快车道”。

一张具有中国特色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安全网正向着未来徐徐展开。

■ 本报记者 文梅

“你有高兴的事吗?”

“没有。”

“那你有心事跟谁说呢?”

“没有谁。”

“你给你妈妈打电话吗?”

“没有。没有妈妈电话号码。”

“那你有事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

这是2006年8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与《新闻调查》栏目组在四川农村采访留守儿童时，一个9岁男孩与她的对话。

2006年，《新闻调查》播出了这期留守儿童节目。

“当时采访的时候，我就又心疼又担心——一个9岁的孩子，跟人交流的时候竟然有如此深的隔阂和距离，将来他会变成什么样?”

时隔13年后的2019年8月末，在河北沽源某酒店大堂一个安静的角落，敬一丹回忆起当年采访过的那几个留守儿童，依然充满牵挂，心绪难平。

作为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央视主持人之一，敬一丹在《焦点访谈》工作了整整20年，与她名字和时间轴相关的还有《一丹话题》《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和《感动中国》等几档知名电视栏目。稳健大气又不失感性细腻的主持风格，让她成为许多观众心目中值得亲近和信赖的“国民大姐”。

2015年4月30日，敬一丹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同一天，媒体公布了她正式退休的消息。其后为数不多的几次媒体采访中，敬一丹被问及最多的就是“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会去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她的答案几乎都与公益有关。

走下央视主播台的近五年间，敬一丹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公益，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她的丈夫、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携团队发起的“小小铅笔”公益项目于2014年启动，以偏远农村地区的支教活动为主，至今已坚持六年，先后走过20个省、市、自治区，帮扶国内34所学校。这些年来，敬一丹也一直是该活动的忠实参与者。此次与《公益时报》记者面对面，就是缘于“小小铅笔”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长梁乡寄宿制小学的公益探访。

那么如何看待公益?“公益的内涵绝不仅仅是给予，真正深入公益的人都会觉得，其实自己从中获得的更多。”敬一丹如是说。

《新闻调查》原班人马重回故地

公益本真：

获得远远大于给予

《公益时报》：很多人站在外缘看公益，觉得很热血、很激情，但真正深入其中去做公益项目的时候才发现并不容易。这方面你有没有体会?

仅就“小小铅笔”这个公益项目而言，从最初立项、设计及至联络沟通这些前期的具体工作，我并没有介入，但在后期参与过程中，我是有思考的。“小小铅笔”公益活动立足于教育，主要体现于支教。而随着近年国内教育发展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支教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小小铅笔”最初是给孩子们建电脑教室，捐赠一些文具和学习用品，尽可能提供一些物质帮助。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感觉到，现在即使是一些穷乡僻壤的乡村学校，对物质的需求也不是唯一的，有的学校其实更需要另外一种支教，比如有关素质教育的一些内容，比如拓展孩子的视野，还有怎样才能给孩子更多快乐，这些更多属于精神层面的助力和支持，可能是当下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需要的。

我在“小小铅笔”活动中跟孩子们交流的主题是“我要说”。我告诉孩子们，“我”，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管你生在城市或农村，不管你身处光鲜之地或无名角落，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要”，你要有愿望，要有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各种追求和欲望，我们应当鼓励孩子们拥有自己的愿望;“说”，你要有自己的表达。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才能，每个人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孩子是通过绘画、跳舞、唱歌等这些艺术的表达方式呈现自己，而说话则是一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不管将来做什么，它都应该是一种基本能力。所以我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勇于通过说话来表达，我也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潜质。”

现在每当我走到孩子们中间，这(鼓励每个孩子大胆表达自我)就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甚至超过了送给他们一些文具或者其他物质上的帮助。

这次我们来张家口开展“小小铅笔”活动，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除了给当地学校捐赠电脑教室以外，华泰保险还和中国儿童中心合作，请来美术老师，送给孩子们十个月的美术课支持，既培养孩子们的美术素质，同时也培养他们的美术老师。我特别欣赏这种做法，这就是适应今天需要的一种支教。在此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教育环境下，我们的支教要如何做到“雪中送炭”?其实这个“炭”是因校而异、因人而异的。

忠实记录：

媒体人助力社会进步

《公益时报》：作为央视资深主持人，你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最重要的几个节点。你曾说“道德问题”一度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为困惑的事情，不知道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你是否有了答案?

敬一丹：只有探寻，没有答案。我们做的每一期节目都不是句号，都是逗号、删节号，都等待着下一个探寻。当年我办《一丹话题》的时候，是把一些问题停在了道德问题的层面，然后我就去了《焦点访谈》。到《焦点访谈》之后，依然有一些问题是持续关注的，好像几乎是我从业一直到退休，这么多年始终在持续关注某些相同的问题。比如说教育、贫困，而且教育和贫困经常是缠绕在一起的，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记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媒体人该做的。记录它，不一定能够解决它，但记录它可能会唤起更多人对它的关注，也许可以推动它往前走一步，走一步也是好的。你不可能说，我们做一个节目就能促成一个问题彻底解决，那就对我们这个工作认知过于简单了。

留守儿童刚刚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这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教育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最终引发了个人命运问题。最初我做经济节目的时候，关注的是流动人口，那时候这个群体被称为“农民工”，再后来叫“进城务工人员”，这些称呼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停地变化。当这些人慢慢在城市增多，不知不觉他们身后也多了一群孩子在出生和长大，留守儿童出现了，同时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务工人员的孩子也出现了，打工子弟群体因此形成，这些我一直都在关注。

13年前我曾经做了一期节目就叫“留守儿童”，今年8月初，我到四川回访了13年前我采访的三个留守儿童。按说13年后的我已经都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去回访呢?因为我退休的时候曾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遇到你》，在那本书里有一章叫“草样年华”，这一章里收录的都是我采访过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有着不同的困境，都是在很边缘、很角落的地方默默生长着，有着像草一样强大的生命力，但有时是被忽略的。他们不是“花样年华”，他们是“草样年华”。比如说“艾滋孤儿”、麻风村的孩子、被忽略的女童、打工子弟和留守儿童。

那时候我就想，退休以后，是否能有一种方式让我与他们再度相遇。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后来的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个人的命运会怎样呢?他们个人的变化又折射出社会的哪些变化呢?终于，就在这个夏天，我和《新闻调查》的原班人马，又回到了四川的邛崃和遂宁，去寻找我们当年采访的留守儿童。这三个孩子都找到了，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已经成了妈妈。我很欣慰的是，他们还好，没有像我当年担忧的那样，成为“问题儿童”。

但现在问题是，他们的孩子又成了新一代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仍在外打工。变化在于，新一代外出务工者所从事的工作，不像父辈那样盖房子、修路等单纯出苦力的体力工种，他们现在做的是安装互联网宽带、开塔吊、设计城市街道的广告牌等相对富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且他们拥有了非常便捷的通讯条件，可以每天和自己的孩子视频，这就使得孩子不像他们当年那样，有那么多的思念之苦，以至于带来性格上的封闭和扭曲。

深度报道：

保持个体深层思考的镜鉴

《公益时报》：当下新媒体的发展很迅猛，传统媒体被碾压的发展空间愈加有限，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了碎片信息发布的集散地。作为资深的新闻媒体人，你觉得这个时代还需要深度报道吗?

敬一丹：当然需要了。如果没有深度报道，如果我们都是停留在很浅层次的思考，时刻处于那种注意力很分散的情境中，如果人们失去了深层次思考问题的能力，那就是一种危险，是一种让人担忧的现象。但深度报道将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可以研究的，也是我们都要面对的。然而，今天新媒体的发展方式就只能传播那些碎片的东西吗?可不可以传播深度内容呢?其实也可以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怎么看纸质杂志了，但其内容通过新媒体方式传播，它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深度，而且有着较为独特的观察角度。虽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并不看纸质的报纸了，但并不等于新媒体的内容就没有传播价值。比如说，现在《人民日报》纸质印数也就300万左右，但其新媒体用户数量要达到三四个亿，而且我注意到《人民日报》微博微信客户端传播的一些内容也很有质量，所以不是说新媒体就只能传播碎片信息，这也是媒体的今天啊。

《公益时报》：那你觉得对于当下媒体来说，观察和发掘深度报道的难度是否也比之前大了许多?

敬一丹：应该是这样的。在目前的媒体发展现状下，还能坚持这么做的人，就显得特别可贵，今天还能坚持埋头深耕深度报道，这样的媒体人是需要一定的职业感的。

 敬一丹回访当年的留守儿童
 

《感动中国》：

慰藉亿万国人的温暖力量

《公益时报》：今年是你主持《感动中国》的第十七个年头，是否有“感动疲劳”的时候?

敬一丹：17年和《感动中国》相伴，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的“遇到”，其实我挺需要它的，尽管它未必需要我。因为其他的主持人也可以主持《感动中国》。我需要它是因为，我需要信心。如果我永远是面对着早期《焦点访谈》所揭露的那些阴暗、问题以及各种麻烦，我的心情也会灰暗，也会导致我看待未来的时候未必总是有信心。但恰恰是《感动中国》这些人让我觉得，对未来是可以有信心的。好在还有他们，我始终是有这种感觉的。其实我在没退休的时候对自己就有一个检验指标：假如说我看到《焦点访谈》曝光的那些事情不再动心，不再气愤，那我就不能再从事“媒体人”这份职业了。对《感动中国》也是这样，假如说看到这些人我不再感动了，那我也就不胜任了。其实动心是一个媒体人的指标。

《公益时报》：良知。

敬一丹：对，你会动心，你才会有特别合适的一种表达。应该说《焦点访谈》和《感动中国》是两极，一边很冷，一边很暖，我恰好是幸运地遇到了这两个节目，它使我达到了一种平衡。其实它们中的哪一个都并非社会的全部——那些舆论监督节目不是生活的全部，而是生活的一面;《感动中国》也不是芸芸众生中的全部，他们是那些最暖的、最让我们有信心的人。当你了解了这两面以后，再加上日常，这就比较接近生活的真实。就不至于很极端地每天抱怨激愤，也不至于说看到《感动中国》的那些人们，就觉得生活是理想和完美的。这些都会给予我一种持久的力量，我觉得平衡的才是持久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每年的早春时节期待看到《感动中国》这档节目?也许他们这一年来心里积累了各种情绪，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挫折，当他们看到这些令人温暖的人和事的时候，心里还是会动一下吧。它当然也不会改变生活的全部，但我相信，这种情感潜移默化也是一种力量。